惠特尼喜欢引用生理学家克劳德·伯纳德的活，“一切生命的终点都是死亡。”对于惠特尼来说，这意味着“生命的有趣进程仍将继续下去，永远千变万化”。“新发明的伟大目标就是产品的逐渐陈旧淘汰，换言之，我们可以每天都有所进步。”他回忆那时人们曾武断地预言，电车有一天将开进所有城镇的大街小巷，电灯将是最好的路灯。他不知人们是否能预料下一种形式的交通工具，或是否会有某种办法把“黄磷”掺进铺路的水泥中，使它吸收和储存无须交费的日光，并在晚上把这些光反射出来，从而淘汰过去一切形式的路灯。
工业研究实验室在所有新发现领域（电和电子、摄影、石油、橡胶和玻璃、化学合成物）的边缘兴旺发展。一九一一年，杜邦实验室问世；一九一二年，乔治·伊斯曼成立了柯达研究实验室。此后，美国橡胶公司的实验室（一九一三年）、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实验室（一九一九年）和贝尔电话公司的实验室（一九二五年）相继成立。到本世纪中叶，美国已有二百所大型工业研究实验室和两千个其它类型的实验室。柯达实验室除了在摄影方面的发明创造外，还有其它一些与摄影明显无关的附带发现，如发现从鱼肝油中可以提取浓缩维生素A。美国橡胶公司实验室除了在橡胶技术方面取得进展外，还发明了胶乳线、胶乳纺织品、胶乳绝缘线、新型纸张和新的粘合剂。这些实验室的创办者和资助者也同美国千百所高等学府的情形一样，是形形色色，不一而足的。除了工业公司设立的实验室外，还有许多政府办的实验室。这方面的先驱是农业部成立的和商业部标准局成立的政府实验室。一九三○年，联邦政府的科学研究经费虽己超过各大学用于科研的全部开支，但当时这种联邦经费的数额只有二千三百万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研究经费飞速上升到七亿五千万美元。战后，由于在原子能、飞机、太空探索和无数其它方面继续进行研究，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继续上升。同时，大公司企业也成立并资助了许多技术研究机构。一九一三年在匹茨堡大学成立的梅隆研究所提出了一个办法，资助研究人员工作的企业，可以将该研究人员的发现作为公司的财产。已特尔纪念研究所是一九二九年在一位钢铁巨头的资助下成立的，“其宗旨为从事教育、创造和研究性的工作，并为工业作出发现和发明。”正如前文已经提及的，该研究所在施乐（Xerox）静电复印机发明之初为它提供了资金，并以资助冒险性研究而闻名于世。各行业公会也开办自己的实验室。首先是全国罐头食品业公会（一九一三年）。接着，全国油漆清漆和天然漆同业公会、纸张化学研究所、纺织研究所和美国石油研究所等也都纷纷办起了实验室，并且卓有成效。有些实验室的主要目的是改进公共关系，但是到本世纪中叶，几乎所有的大工会和行业公会都在支持真正的工业研究了。
除了威利斯·惠特尼外，另一位提倡这种新型研究的重要人物是私人咨询实验室的创始人阿瑟·利特尔。此人出身马萨诸塞州一个世家，曾在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偶然又对文学产生兴趣。一八八六年，他和另一位青年化学家宣布，“我们已在波士顿市米尔克街一百零三号建立了一个化学实验室……格里芬先生和利特尔先生在发展具有商业规模的新化学工序方面有多年实践经验。他们准备在自己的实验室里或在现场对工序的改进和产品的完善进行研究。”一八九三年，利特尔的合伙人死于实验室的一次事故。此后利特尔就独白经办这一实验室了。
一八八九年，利特尔在巴黎博览会上看到了由硝化纤维素制成的“人造丝”，顿时被人造纤维种种可能的发展前景迷住了，他在美国取得了利用新的粘胶工序增溶纤维素的许可证。当时没有几个企业家愿意向如此无把握的事业投资，但是一九○○年利特尔终于为他的纤维制品公司找到了支持者。尽管这家公司在财务上遭到挫折，但它在解体前还是成功地为纤维制品开辟了新领域。伊斯曼·柯达买下了该公司第一卷不燃性电影胶片的专利；勒斯特朗公司则买下了“人造丝”的专利，从而成为美国制造醋酯人造丝的先驱。利特尔与别人合著了一本关于造纸的教科书后，又迷上了纤维素化学。一九一一年，联合果品公司雇用他研究用蔗渣（古巴甘蔗制糖时产生的废纤维副产品）造纸的方法。利特尔设计了一台试验性造纸机。这就是美国最早的“实验工厂”（pilot plant，美国创用语）之一。利特尔的这些试验及其它试验有助于建立这样一种惯例，即在冒大规模生产的风险之前，特别先建厂对新技术进行试验。实验工厂反过来又刺激了人们追求创新。
一九一六年，利特尔把他的实验室搬到坎布里奇一幢新的大楼里，这是美国专为工业研究设计的第一批建筑之一，人们很快就把它称作利特尔研究宫。利特尔和他的研究人员在这里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石油化学产品；各种气味和香气的生产和分类；装香水、牙膏和其它东西的玻璃容器；蜡纸；以及经过改进的电池盒原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利特尔实验室改进了飞机用胶并设计了更有效的防毒面具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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