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时期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外交关系表明，美国人本以为外援必然会宣传民主或促进和平，但实际上纯属空想。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中国国民党接受了二十亿美元的援助（还不包括战争物资），但是中国大陆却成了共产党入的天下，而美国在台湾的盟友蒋介石则一点儿也不民主。朝鲜多年来接受的美援最多，但也离民主的理想相去甚远。亚洲另一个大量接受美援的国家（除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外）是南越。
到一九六六年为止，对外援助计划共支出了一千二百二十多亿美元，其中欧洲占四百七十亿美元，东亚二百七十六亿美元，近东和南亚二百五十四亿美元，拉丁美洲一百一十亿美元，非洲三十六亿美元。总数中约有三分之二的款额用于经济援助而不是军事援助；而在经济援助中，又有三分之二的款额不是以贷款形式，而是以纯粹的赠与形式提供的。
随着对外援助计划的扩大并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和年度预算中的一个固定项目，它给一些传统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和平与战争的古老分界带来了新的混乱。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曾经说，战争只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现在，也可以同样方式来说明对外援助的意义。新的对外援助的哲学是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传教的场所，看作民主与反民主力量进行斗争的战场。这种哲学使和平本身成了战争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
六十一 新的趋势：问题不在于能否做到而在于何时完成
本世纪中叶，美国政府支持进行的一些规模最大的全国性项目都带有人们熟知的某种传教特色。这些庞大的事业甚至使对外援助的开支也相形见继。除用于军事冒险外，整个国家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用于如此耗费巨大的壮举还是首次。结果是产生了美国在技术上的两次最辉煌的胜利。一是成功地分裂了不可分的物质：使原子裂变并产生自持核链式反应。二是成功地到达了不可达到的地方：征服星际空间和登上月球。这两个胜利都表明美国人做到了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两大成就比新世界文明的其它成就更为典型地象征着一个热爱民主的人为了他的成功作出何等重大的牺牲。因为，说来奇怪，整个国家的成功却会使个人有一种新的感觉——感到自己软弱无能。
美国人的这两项壮举表现出某些显著的共同特征。它们都是由国外的压力引起的，并且由于这种压力而提高了进行的速度。一是战争期间害怕纳粹德国先获得成功，一是“和平”时期害怕落后于苏俄。促成这两项壮举的是移民的智慧、想象力和精力：一种是因纳粹上台而流亡的难民；另一种是因纳粹倒台而流亡的难民，两项壮举追求的目标都很明确，尽管这些目标以前从未实现过。同时，两者都根据事先制定好的固定时间表进行。为了达到目的，这两项意义深远的工作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美国民主的这两大胜利在某些方面也有其截然不同的特点：一个是在战争期间进行，另一是在“和平时期”进行。一个是在如此广泛、雇员如此众多的庞大事业中保密最好的项目；另一个是人类历史上宣传最广泛、目击者最多的事业。
不论这两项事业有多少明显的区别（探索原子内不可思议的微观世界和探索外层空间不可思议的广阔宇宙），它的效果都是加强了人的趋势感，使他进一步感觉到那种无上权威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新的力量。甚至在美国历史上也没有与此类似的先例。在美国人取得的成就中，最能与此相比较的或许要算修建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了。南北战争前，政论家们就把这条铁路说成是“一件使全国人民欢欣若狂的艺术品，如同音乐、雕塑、绘画在其各自鼎盛时期达到的效果一样。”亨利·戴维·梭罗在《湖滨散记》（一八五四年）一书中警告人们：“我们并没有驾驭铁路，而是铁路驾驭了我们。”
尽管这条横贯大陆的铁路本身只是在长度上不同凡响，但许多人对它所感到的敬畏和惊恐却不下于四分之三世纪后对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反应。当中央太平洋铁路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即将接轨从而使北美大陆的铁路线连成一体时，新英格兰的铁路大王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曾经指出（本书开篇卷首就引用过他的话）：“从公元前的远古时期到一八二九年，国内交通没有发生过任何根本的变化。”现在却“突然释放出一种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发挥着社会、道德和政治等方面的种种影响力：并把一些需要立即解决的新问题骤然抛到我们身上；新事物尚未成熟，而旧事物已在废弃；种族反感尚未消除，国家之间就出现了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历史因而充满了盛衰沉浮，也充满了戏剧性的插曲。”他认为，铁路很可能是“引起社会变革的最巨大、意义最深远的火车头，这种变革会给人类带来福利或祸患。”当时，铁路大王对北美大陆的征服是世界其它任何地区无法比拟的奇绩。直到一八九一年，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才开始修建；而柏林一巴格达铁路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横跨北美大陆的铁路就象二十世纪美国科技取得的最惊人成就一样，都是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地达到一定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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