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我们能够利用现有的先进科学和发达的工业来改进和发展落后地区，我们必须着手拟定一项新的大胆的计划。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口正濒临悲惨境地。他们食不果腹、疾病缠身。他们的经济生活是落后的、停滞不前的。他们的贫困对他们自己和比较繁荣的地区来说，都是一种障碍和威胁。
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掌握了能够解除这些人痛苦的知识和技术……。只有帮助最不幸的成员自力更生，人类的大家庭才能过上相当富裕和心满意足的生活，而这正是各国人民的权利。
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提供动力，鼓舞世界各国人民成功地行动起来，不仅去反对人类的压迫者，同时也去反对他们的古老敌人——饥饿、悲惨和绝望……。
因此，杜鲁门总统请求国会批准一项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是向“不发达地区”提供“技术、科学和管理知识”，并提供“产品和建立生产性企业所需的财政援助”。他最后说：“对于这些地区的各国人民来说，我们给了他们通过民主生活方式达到更光明前途的希望。我们迅速采取行动，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意识到这种前途的意义，这是至为重要的。”
一九四八年初，共产党接管了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四九年夏，又传来苏联爆炸一颗原子弹的消息，这些情况促使美国国会行动起来。“第四点计划”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础，将援助行动扩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破坏的西欧盟国以外的国家。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复兴”和“救济”的范畴，要在世界范围内为那些最穷国家的人民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因此到一九六六年止的一千二百二十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总额中，约有三分之二是用于欧洲以外的国家。为了加强受援国的军事力量，美国有相当大一部分外援（确切数字没有公布）是用于军事目的。不过，向盟国和未来的盟国提供军事援助已是早先就有的事。这种对外援助的新颖之处则是进一步努力，与世界边远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人民有目的地分享美国的技术知识、美国的教育、美国的资源和美元，从而拯救世界，使之成为一个民主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当然与美国以前的政策大相径庭：从战债心态一跃而为外援心态，从银行家的语言一跃而为传教士、慈善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语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家们谈论的是赔款和“老老实实的债务国”，是利率和各国还债的能力。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谈论的却是生活水平，他们把不同国家的卫生情况、繁荣和文化水平加以比较，研究个人自由的机会和各国政治制度的正确程度。马歇尔计划表明，美国官方对新旧世界之间关系的想法和感情发生了突然而深刻的变化，这不仅体现在吸引他们注意的不再是本金和利息，而是复兴和繁荣，而且体现在呼吁各受援国采取主动，进行合作和规划。它的注意力也不再集中于一个单独的国家，而是集中于整个欧洲。
由于马歇尔计划是为战时的盟国制订的，因此它仍然带有某种战争救济的性质。如果它取得成功，就可以帮助那些以往生活水平很高的国家重整家园，但是对外援助这一巨大的新事业有一种势头，它就象原子研究和太空探索这些庞大的新事业一样，也有一种由质量和速变混合而成的几乎不可抗拒的加速度。当美国的援助计划从战争救济转向那些语言、宗教、习惯和历史都是美国人所熟悉的以前的盟国，并进而扩展到那些不仅以前不是美国的盟国，而且还是遥远和不熟悉的国家时，美国终于在无边无际的希望之海中启程了。
除了传教，美国以前从未进行过规模宏大的世界性对外援助计划。不论传教活动在精神上与此多么相似，规模却要小得多。不论是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还是按照第四点计划或其它计划，对外援助都表明美国人相信自己的财富可以提高任何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们认为，具有较高生活水平，也即接近美国生活水平的人民，更容易接受民主，因此也就更倾向于热爱和平并对美国友好。另一个不言而喻、有补充作用的假设是，贫穷、困苦、工业落后会使任何国家的人民变得不那么热爱和平，不那么民主，因此也就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更倾向于成为美国的敌人。这一连串的推理意味着对历史的某些大胆的归纳，然而却井非总是直言不讳的。但不论是否明白讲出来，它都是来自对民主制度的一种准宗教信仰，并表现出美国人对“应该如此”与“已经如此”这两种概念是一贯混淆不清的。
二十世纪对外政策方面所出现的某些比较明显而令人痛苦的事情本来是应该使美国人踌躇不前的。俄国的工业化程度提高了，为它的人民生产了更多的产品，但它并没有因此变得对美国友好起来。俄国的工业化既不是民主的产物，也没有在俄国产生更多的民主。俄国的强大并没有使它变得热爱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俄国人提供了一百一十亿美元的援助，但是在以后的冷战时期，俄国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敌视美国。苏联越强大就越好战，在它炮制和支持的许多亚洲小型战争中，它找到了盟国，这些国家也曾是大笔美援的受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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