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大空事业的初期阶段，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并没有发生在美国的国土上，也不是由美国科技人员完成的。一九五七年十月五日晨，全世界震惊地看到天空中出现了俄国人发射的一颗人造卫星。苏联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按俄文字义讲是地球的同行者）是一个直径不到二英尺、重一百八十四磅的铝合金圆球。然而，如此小型、如此无害的物体竟造成举世这样大的惊愕，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事，世界竞争的舞台已经揭开序幕。四年的准备活动使世界各国都注目于一九五七到一九五八年举行的国际地球物理年，这将是和平探索外太空的一个象征。一九五五年，当俄国人宣布他们打算在两年之内发射一颗卫星时，美国的海陆空三军还在争夺对太空事业的控制权。美国人一直认定这不会影响太空竞赛的结果，因为苏联的技术远远落后于美国，而且由于其政治制度显然不如美国，它的技术也就注定会永远落后下去。这是美国人有一种信念，即百家争鸣的自由竞争可以促进科学技术的进展，在这个领域里“共产主义”不可能击败“民主”。因此，“斯普特尼克”的突然出现，使美国人震惊和慌乱并使美国人的外国朋友困惑不解，也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感到惊恐的另一个原因则不难于理解。“斯普特尼克”是由洲际导弹发射的，正如尼基塔·赫鲁晓夫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时解释的那样，这种导弹可以从苏联准确地向“世界任何地区”发射。专家们很快就明白了，苏联的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向美国目标发射一颗原子弹头或氢弹头。但是美国官方的反应总的来说是由两个政党的方针决定的。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特别助理，通常有先见之明的克拉伦斯·兰德尔把苏联的卫星“斯普特尼克”说成是“天空中一个骗人的小玩意儿”。他轻蔑地把它与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市举办的一个美国超级市场展览所显示出来的美国力量相比较。据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预算局局长珀西瓦尔·布伦戴奇对一位一起进餐的人说，六个月之内，“斯普特尼克”就会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对此，珀尔·梅斯塔回答说：“而六个月之内，我们可能已经全完蛋了，”艾森豪威尔总统本人则试图把苏联人造地球卫星说成是一个对军事实力毫无影响的噱头，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就那颗卫星本身而言，它丝毫没有使我多一分担忧。”
然而，来自佐治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的一席话却更真实地反映了美国人普遍的想法。他说：“斯普特尼克使美国人面临一种新的、可怕的军事威胁，它也是对我们声望的一个灾难性打击。”过去，美国希望拉拢的一些国家尽管讨厌美国，但美国总是挟其技术上的优势而令人敬畏。现在，即便这一点也受到了怀疑。一个月后，苏联于十一月三日又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二号”。这颗卫星重一千一百二十磅，上面载有一只名叫莱卡的小狗。十二月六日，设计来发射美国第一颗卫星的先锋号导弹，刚升离发射台就起火焚毁了。世界新闻界大哗，报纸大标题中屡屡出现毁贬之辞“kaputnik”（伦敦《每日快报》）或称之为“美国科学的珍珠港”（东京《读卖新闻》）。
这些表明苏联在太空技术方面占有优势的种种证据，引起美国人对美国教育质量，特别是数学和科学方面教育质量的一连串近似歇斯底里的担忧。苏联的挑战的确影响了某些学校的课程安排，但是在下一个十年，人们同样歇斯底里地要求降低学术标准，以便大学向所有人“开放”，这种强烈情绪又取代了对美国公共教育“质量”的担心。
总的来说，艾森豪威尔总统虽在压力之下仍对太空事业保持冷漠态度，特别是对登月计划。但在一九五八年，国会为了解决三军之间的竞争，成立了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宇航局）后，发展大空活动的势头开始加强。一九六○年八月，宇航局要求预算局为一九六二财政年度拨款十二亿五千万美元，以便推进载人太空飞行。总统要求任命一个科学家小组对此提出一份专门的研究报告。一九六○年十二月在白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该委员会报告说，“在人类进入太空的计划中，第一个真正伟大的成就将是登上月球。”他们的费用估计是：完成水星计划需要三亿五千万美元；阿波罗绕月航行计划需要八十亿美元，登月需要二百六十亿到三百八十亿美元。为了说明这一支出的合理性，委员会明确地把它比作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旅程。资助那次旅程的是伊萨贝拉女王。据传，为了取得足够的资金，她不得不典当自己的珠宝手饰。艾森豪威尔总统反唇相讥道，他可“不打算当掉自己的珠宝”去把人送上月球。一位与会者后来透露说，从这次关键性会议的气氛来看，“如果任何人考虑进行这件事，那会令人不可理解，甚至滑稽可笑。有人说，‘即使这样做也不会使每个人部感到满足。等他们上了月亮，又会想到行星上去。’这一想法引得人们哄堂人笑。”
艾森豪威尔总统不认为在军事上和科学上有进行这种太空计划的必要，他认为，为了提高国际声誉而花费这样大一笔钱实在是太轻率了。然而，宇航局的预算还是从成立后第一年的四亿九千四百万美元增加到第二年的九亿二千三百万美元。一九六○年十一月，宇航局实际上又把其预算要求提高了一亿美元，从八月份的十二亿五千万美元提高到十三亿五千万美元。艾森豪威尔在接近结束其总统任期时，格外重视自己载入史册时的地位，并认为有必要实现他的信念，即政府应该降低其在美国人生活中的作用。这意味着削减预算，把冒风险的经费（难道还有什么比飞向月球更冒险吗？）保持在最低水平。同时，艾森豪威尔总统有着古罗马将领辛西内特斯那种困难时期献身，和平时期让贤的精神，因而进一步加强了上述信念。由于他时刻因自己的军人背景而不安，便决心使美国人的生活尽量非军事化、和平化。一九六○年十二月，仅仅还有凡星期他就要向全国发表告别演说，他拒绝批准继续进行登月计划所需的经费。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他在告别演说中提醒美国要“提防受到军火工业界有意无意的不正当影响。处于不适当地位的势力不幸得势的可能性现在存在，今后仍将存在……我们还必须警惕……政府政策本身受到科学技术界控制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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