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约翰·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时，他对太空事业没有特别的了解，对人空政策也没有特殊的兴趣。他之所以异乎寻常地关心世界事务，是出于他对西方世界与共产党竞争的观念，他下了极大的决心：绝不能让苏联超过美国。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只有明确的军事用途才足以证明一项代价高昂的太空计划是合理的，他不相信提高国际声誉这种借口：而肯尼迪总统念念不忘的却是美国的威望和怎样使美国的声誉压倒苏联，我们回忆一下便可肴出，美国的太空事业，特别是登月计划，完全是为了提高美国的声誉，提高美国在国外的威望。因为尽管太空探索具有军事上的意义，但这种意义并不明显，因此看起来，太空事业完全可以作为美国爱好和平以及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的象征。同时，把人送上月球这一行动本身又是如此容易使人倾心，以致它一定会在世界舞台上受到热烈欢迎，为人们所景仰。经过周密规划和安排的登月壮举会占领世界各地的电视屏幕。肯尼迪总统对登月计划并没有作出任何指示，直到他自己的顾问能够对此作出简要的汇报，美国的太空技术无可争辩地落后于苏联，美国与苏联在国际声望上的竞争己到达危急关头，他才有所行动。这些紧迫的情况，在他入主白宫后的四个月内迅速接踵出现。国家科学院太空科学委员会的新任主管是个献身于太空探索的人。他很有说服力地提出了太空探索在科学上的好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也非常热衷于太空探索，肯尼迪总统任命担任宇航局局长的詹姆斯·韦布极富观察力，又具有杰出的组织和领导才干。他很快就彻底了解这件事所涉及的复杂技术问题，并卓有成效他说服了那些不愿采取行动的国会议员们和犹豫不决的总统。
同时，苏联人又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日，莫斯科宣布：
四月十二日，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并已进入环绕地球的轨道。第一位宇航员是苏联公民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空军少校。赫鲁晓夫在打电话向加加林祝贺时洋洋得意地欢呼：“让资本主义国家来追赶我们吧！”
四月十四日晚，肯尼迪总统召集其主要顾问在白宫会议室举行会议，并接受了《时代—生活》杂志记者休·赛迪的采访。这一配合行动意义重大。据报道，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统与其主要顾问讨论加加林飞行的意义和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据赛迪报道（总统本人曾亲自审阅这篇报道内容是否正确）：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肯尼迪不耐烦地说，“有哪些方面我们能赶上他们？我们能干点什么？我们能不能在他们之前搞绕月航行？我们能不能在他们之前把一个人送上月球、新星计划和漫游者计划进展如何？土星计划何时能准备完毕？我们能不能向前跃进一下？”
〔宇航局官员〕德赖登解释说，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美国搞一个类似曼哈顿计划的应急计划。但是这可能需要花费四百亿美元。即便如此，也只有白分之五十打败苏联人的希望。
詹姆斯·韦布插话说：“总统先生，我们现在正尽力而为。由于你的领导才能，我们现在进展得比以前快多了。”
总统沉思着说：“费用，我感到难办的正是费用问题。”他有所期待地转身去望首预算局长贝尔。贝尔解释说，太空科学的费用已经是以几何数字增长了……〔总统的科学顾问〕威斯纳告诫说”“现在可不是犯错误的时候。”……
肯尼迪又转向他周围的人。他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等我们对情况了解得更多一些，我就可以决定究竟值不值得干了。如有人告诉我怎样赶上他们……”肯尼迪又停了一刻，端详着周围的每一个人，然后平静地说：“现在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重要了。”
四月十五日，也就是加加林上天后的第四天，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古巴流亡者发动了突然袭击，先是从空中攻击卡斯特罗的飞机，四十八小时后在猪湾侵入。但是不到两天，全世界的人都清楚看到，猪湾事件对于美国来说是一场灾难。美国人的自尊心和美国在海外的声望一落千丈，从来没有象当时那样需要提高。正如肯尼迪总统的科学顾问解释的那样，总统现在感受到沉重的压力，“必须拿出别的引人注目的东西。”当时，他可以利用的是一场“太空奇观”。不到一星期，肯尼迪总统就在四月二十一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已经要求一个以副总统为首的委员会就美国对太空事业的投资提出建议，并制订“任何不惜代价的计划”，只要它能够使美国有希望在太空方面胜过苏联。沃纳·冯·布朗四月二十九日对副总统说：“我们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比苏联人先派一个三人机组环绕月球运行。而在首先登月方面（当然，也包括返回地球的能力），我们极有可能赶在苏联人前头。”其他专家已经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在太空事业上，登月将是美国可以赶在苏联前头的第一个壮举。五月五日，水星计划获得第一次公认的胜利，宇航员艾伦·谢泼德进行了一次载人太空飞行。詹姆斯·韦布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给副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极力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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