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使整个世界向往的是进入太空的不仅仅是机器，而是人。所有大规模的计划部需要在全国范围调动资源：需要研究并成功地应用最先进的技术。因此，太空事业上的巨大成就足以代表一个国家的技术力量和组织能力。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太空事业上的重大成就有助于提高国家的声望……
象苏联人刚刚做到的那样把人送入轨道，这项巨大成就可以提高国家的声望，即使用通常标准来衡量，它在科学、商业或军事上的价值都不足称道，或者从经济角度说并不合理……我们在这方面的成就对于美苏两国在制度上的竞争也具有重大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象月球探索和行星探索这类非军事、非商业、非科学但属“民用”的计划，是变化万千的冷战前线的一部分战斗。
五月八日下午，同一备忘录送交肯尼迪总统。次日，新闻界根据透露的消息得知，总统正批准一项把美国人送上月球的计划。韦布—麦克纳马拉备忘录成了总统的计划。这一计划要求在下一个财政年度把太空预算增加五亿四千九百万美元（比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预算数字高百分之六十一），并在以后五年中再增加几十亿美元。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肯尼迪总统在国会发表了题为《国家的紧急需要》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宣布了自己的太空计划：“美国应致力于在这个十年结束前达到把人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地球的目标。”国会几乎未经辩论就批准了肯尼迪总统的太空计划。参议员罗伯特·克尔解释说，这一计划“将使美国人实现自己的宿愿”。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东部时间下午四时十七分，确实有一位美国人登上了月球。人类技术的这一最雄心勃勃的目标由美国人实现了，而且是按时实现了。肯尼迪家族的一员萨金特·施赖弗在“阿波罗二号”发射之时感触地回忆道，一九六一年肯尼迪总统在宣布全国致力于登月计划时曾说过：“我坚信这一努力能够达成。如果在实现之前我死了，在座的各位都要记住，那时我将在天国，坐在现在这样一把安乐椅上，我将比任何人看得更清楚。”
在美国人与未来的关系中，趋势的地位已变得愈来愈突出，它当然也主宰了太空事业。尽管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增加太空探索的经费是否明智这一点深感怀疑，尽管他对这一事业可能产生的结果缺乏想象力，他仍然批准了超过十亿美元的宇航局预算。回过头来看，肯尼迪总统决定进行把一个美国人送上月球的计划与杜鲁门总统决定使用原子弹有许多相似之处。尽管战时的趋势已不存在，但还有其它的趋势：与苏联人的竞争，尤其是太空事业本身日益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尽管肯尼迪总统宣称及时作出登月决定的功劳应该属于他个人，而他本人也确实应该因此而受到赞扬，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项决定仍然同过去一样，与其说是一个积极的行动，不如说是决定不去制止另一项声势浩大而层面繁复的工作。
由于越来越多的科技渗入美国文明，它也就越来越多地受到不断发展的知识的内在逻辑的支配。科学技术有其自己的惯性：每走一步都是由前一步决定的。不走这一步就是浪费了以前所有的努力。美国一旦走上了光明的科学之路，也就会冒着一定的风险进入一个神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决定方向和速度的是开辟道路的工具和载人向前的车辆。科学的这种自主性、科学家按照知识和发现所引导的道路前进的自由，说明了社会是没有自由为其它原因而自选道路的。人们觉得自己可以使变化的速度放慢，例如可以将超音速运输机的生产推迟一两年，但他们却不知自己是否有能力制止它的出现。
正是由于美国是如此民主，所以旧世界在“科学”与“技术”之间所设的界线，即传统上把思想的人与行动的人分开的制度，全部被打破了。实际上，“理论”与“实践”的区别在新的情况下是不存在的。由抽象大师艾伯特·爱因斯坦敦促而成的原子事业，使理论物理证明了它的实践性，而登月计划却导致了一个根本上是抽象的目标。历史上耗资最多的科学冒险事业（到一九七二年时，耗资已超过原子弹的费用许多倍）竟是由一个仅仅模糊地认识到其“实际”目的的国家来进行的。
这种趋势感使总统们不得不折服，也给普通老百姓带来了负担，研究与发展的节奏，广告宣传的节奏，以独创的、遍布全国的和必然出现的新方法生产并向几乎所有人推销几乎所有东西的节奏，使美国文明的前途和日常生活的形式看来不得不取决于已经进行的事业的质量和速度。这种情况渗透到公众对所有工业发展的观念中，例如包装的改良（从纸袋、折叠纸盒、玻璃纸、双层玻璃纸，到以后无奇不有的包装），汽车（从T型、每年一个型号、半年一个型号，到以后各种无法预料的型号），以及其它无数大大小小的发展趋势。
在社会政策方面，看来有关“是否要做”的决定越来越少，而有关“速度及何时动手”的决定则越来越多。我们难道可以使趋势的速度放慢吗？难道可以阻挡趋势的发展吗？这里所说的是包装的趋势、汽车生产的趋势、通讯交流的趋势、树立形象的趋势、增加大学的趋势、修建公路的趋势或人口增长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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