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此，想起朱棣时期的另一盛事——郑和下西洋。其实这是中国人面向海洋开拓精神的觉醒，无论朱棣热衷此事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它都客观上为中国人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思维模式、另一个方向。但是郑和在大明朝和马六甲之间往返时，朱棣还忙着亲征蒙古、修筑防御工事——边墙，甚至没有时间去听听郑和从外面的世界带回来的奇闻轶事，思考一下海上贸易之类的事宜。
最终，朱棣死了，在亲征蒙古的途中，也许至死北方都是他的一块心病，也许至死他都没有来得及思考下西洋还能给这个明王朝带来些新的东西。总之，他去世后，富有开拓精神的永乐朝就这样结束了，明朝继续着它的海禁政策，修边墙却将从此进入高潮。
朱增泉不无感慨地说：“令人遗憾地说，明代的边墙，尽管一直不停地修了二百五十多年，却并没有围住明朝的’‘万年基业’‘，长城内外，大明朝的挽歌已经唱响……”
宦官：与一个王朝如影随形
也许是想出来一睹世事变迁，也许是难再承受地下的阴冷乏味，也许是想故意在世纪末留给人们一个疑团——总之，一位明朝大太监终于挨不住在黄土下沉睡近四百年的寂寞，重新迎向阳光，他身后的富贵也一并显现于世人面前。
20世纪末，一个明朝大太监的陵墓现身北京，他最后的栖身之地是一个历史上较为罕见的雕花汉白玉石椁。石椁被打开后，虽然没有金银财宝，但仅棺椁就足以证明这位太监生前的地位与富贵。据考证，这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一个大太监，至于其在当年究竟是一个什么人物，还是一个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太监在皇宫中的日子一定很舒服，就像明朝的其他大太监那样，经常受到皇帝的恩宠。
宦官是中国权力社会的一大特色，是帝王专制制度培植出来的畸形毒花。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宦官时代，这几次宦官走上了历史的前台，用他们的方式干涉国家的政治。其中第一次是在东汉后期的二世纪；第二次是在唐朝后期的九世纪。可见，宦官专权并不是明朝的专利，但是虽“古已有之”，却“于今尤烈”。对于明朝与宦官的关系，柏杨先生说得最精彩：“宦官好像是明朝的灵魂，明王朝皇帝不能没有宦官，犹如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而让宦官成为一个王朝“灵魂”的始作俑者，也是这位拥有“文治武功”的成祖朱棣。
其实，在朱元璋做皇帝后的第十七年，曾在皇宫中立了一块三尺多高的铁碑，上面刻着“内臣(宦官)不得干预朝事，预者斩”，同时还规定宦官不得担任文武官，不准读书识字。看来朱元璋是太过自信了，以为自己归天后，自己的一言一文仍可控制后世子孙。结果明朝是历史上宦官为害最严重的朝代，其中他的这位第四子功不可没。
如果仔细追究，太监对朱棣王朝的建立是有功的，当初正是建文帝的宦官向朱棣报告南京空虚的实情，朱棣才一反一直在河北、山西诸地兜圈子的常态，直捣京师，夺得帝位。也许是出于对太监的信任，或者认为他们比较好用，因此在皇帝宝座上，朱棣开始大用太监，其间有郑和下西洋，李兴充当前往暹罗的国使，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阯，等等。朱棣还一反祖制，听凭太监们“学文化”，到了明宣宗更是在内廷设内书堂，派大学士教小内侍们书写。这些太监们时间充裕又无青春期烦扰，明古今、通文墨，更能在关键时刻运用那点阴谋诡计，欺君作奸。所以，明朝太监之祸日烈，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积重难返，直至明亡。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永乐十八年，朱棣又开设专由太监负责的东厂，同时恢复朱元璋本已冷落的锦衣卫，至此，明朝的特务机构再一次“灿烂辉煌”，厂卫之祸，流毒深远，给社会各个方面带来了极大的损害。
锦衣卫狱，又称诏狱，是朱元璋实行残暴统治的重要工具。它超越法律之上，以皇帝的喜怒为是非。那时特务横行，大臣们都战战兢兢，生怕“一失足成千古恨”，可惜很多人还是没有躲过这一劫。毕竟此时朱元璋的心里已经动了杀戮的念头，结果经过特务们的调查，很多大臣、功臣都卷入了胡惟庸、蓝玉谋反案中，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等到功臣被杀尽之后，这些特务也就失去了作用，于是受到了太祖的冷落。
可是时过境迁，历史再一次重演。朱棣以流血战争夺得皇位，开始时为了巩固自己的宝座，大杀建文帝时的朝臣，恐怖程度及手段绝不在其父之下，特别是方孝孺拒绝为其粉饰篡位之过，于是被“诛杀十族”，这在以前真是闻所未闻，可怜了一位铁骨铮铮的文化人。待这些前朝“遗老”们被杀得所剩无几之后，朱棣还是不放心，于是就搬出了锦衣卫，设立东厂，大臣们面对这种特务统治，依然是人人自危，乖乖做事。有朱棣这强势而精明的皇帝在，宦官们倒也安分，不敢有大动作。
但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朱棣种下了太监这一颗毒瘤，总有一天会化脓，侵蚀帝国的身心。明朝的厂卫制度贯穿一朝，且东厂及以后的西厂都由当权的太监统领，例如为人们所熟知的刘瑾、魏忠贤等，权倾一时，祸害朝野，使得多少忠臣义士们含冤而死，而大明朝就在这些跳梁小丑的伴随下，磕磕绊绊地向悬崖边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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