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钰召群臣们商讨战守大计。竟有人提出要迁都南京，以避灾祸。幸亏时任兵部侍郎代理部事的于谦坚决反对，并主张马上召集军队，誓死保卫京师，不然大明就要走上另一条路了。正如有人玩笑说：也许南明就会早出现二百年。这也不是不可能变为事实。
因此于谦对于明朝，对于中国历史，甚至对于北京的发展都功不可没。除了坚拒迁都之外，他还有几个顾全大局、应对变故的举措。
首先，就是拥立郕王朱祁钰为皇帝，即是景帝，年号景泰。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宋朝的“靖康之变”，当时也是在徽钦二帝被金掳去之后，高宗赵构即位，宋朝南渡，直到杭州，真是狼狈不堪。明朝难道又是历史重演？实则不然，毕竟朱祁钰不是赵构，大明也没有宋朝那么羸弱，顷刻之间就被一个异族打得落花流水，仓皇南逃，甚至被逼到皇帝差点蹈海的地步。景帝即位后，遥尊远在瓦剌的朱祁镇为太上皇，毕竟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不能一日无君，否则大小事情谁来处理，国家怎能正常运转？这使得也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小算盘落空。
接着就是清洗王振的余党，王振为很多大臣所痛恨，因以前有皇帝撑腰，朝臣们只能敢怒而不敢言。且这次皇帝的亲征正是他的调唆，才惹出了天大的祸事，朝臣们更是恨之入骨。因此，他死在乱军之中，他的同党、亲族的末日也就到了。于谦辅助朱祁钰处置了这些不得人心的奸佞，平息了众怒，朝廷内部稳定。
后院不至于起火，大家就会同心协力，抵御外敌。于是于谦作为兵部尚书，开始着手北京的防卫工作。他征集粮饷，任用贤能的将领，增强城防。总之，在于谦的筹划下，逐步形成了一个依城为营，以战为守，分调援军，内外夹击的作战部署，一切准备就绪，只待与瓦剌军决战于北京城下。
北京城准备好了，于谦也准备好了。而也先怀揣的却是另一番心思，他以为捉住了朱祁镇，就可以奇货可居，于是用要挟的手段逼明朝议和，看看宋朝的历史就会知道，被动议和意味着什么，就是受制于人，就是要年年给人家好处。于谦看透也先的野心，于是一句“社稷为重，君为轻”，孟子的话经于谦之口，是铮铮有声，粉碎了也先的白日梦，也为他种下了灾祸。
也先无计可施，决定对北京进行大举进攻。面对瓦剌的大兵压境，于谦身先士卒，身披甲胄，临阵督战，并下令将九门全部关闭，规定：“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他以忠义报国的道理晓谕众将士，泪流满面，慷慨激昂，士兵士气高涨，誓与北京共存亡。
结果可想而知，也先敢犯“强汉”，虽不至于“虽远必诛”的地步，但也在大明军民的共同抵御下，落得个惨败的下场。他带领军队，拥着明英宗仓皇出逃，于谦派兵追击，结果途中又大败瓦剌。是为“北京保卫战”。
北京保卫战，在明朝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确保了都城北京的安全，避免了宋朝南渡悲剧的再次发生，也粉碎了也先图谋中原的企图，此后蒙古很难再次组织起大规模的武力入侵行动。同时，北京作为抵抗蒙古的最为重要的堡垒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以宣府、大同、居庸关为屏障的整体防御体系，有效地抵御了蒙古军队的侵扰，确保了内地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
这一切不能不说是于谦的功劳，他乃一介书生，竟能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且能“挽狂澜于既倒”，从中可见中国读书人的绝好品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有此精忠报国之人，国家何愁不兴旺发达。
只是世事终究难料，风云突变间，已换了人间。而于谦，这一代文臣武将，却以不世之功，死在王朝政治的刀锋之下。
皇兄弟的政治博弈
南宋“靖康之变”的那一页历史还历历在目，不知身在瓦剌军营的英宗朱祁镇面对自己的处境，作何感想。是否在感叹自己的命运时，也想起了那两位与自己际遇相同，惨死在金人手中的宋徽宗和钦宗父子，为自己的生命犯愁；或者还想着“出师未捷身先死”，以满襟的热泪怀念着或者抱怨着太监“王先生”；又或者眼睁睁看着弟弟朱祁钰继位，而感叹“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无论他自己如何感叹，也先倒是对他不错，很优待他，也尊重他。直到“北京保卫战”，也先大败，朱祁镇失去了利用价值，成了也先的一个包袱，于是迫不及待地想将其送还。
这就遭遇一个尴尬局面，如果朱祁镇回来，这朱祁钰哪里放？宋朝的高宗赵构想到了这一点，因此岳飞没能迎回徽钦二宗，反送了自己的性命。此时朱祁钰也面临了这一抉择，但他毕竟不是赵构，在大臣们坚持要迎回英宗时，于谦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固理当速奉迎，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词矣。”因此景帝疑虑顿消，其实于谦对迎回景帝朱祁镇是否会夺皇位的问题并不是十分关心，他说“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意思就是谁当皇帝都一样，只要对天下社稷有益就可以。因此他在朱祁镇被迎回之后的政治斗争中显得很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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