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辅佐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无异于一个年近五十、处于精力和经验巅峰期的中年人带着一个屁大点事也不懂，还在过“儿童节”的小孩。初登皇位的万历能懂什么，能做什么？朝中的大事小事能不由他身边的张居正代行吗？张居正必须一点一点手把手地教会他理政知识，也只有这样才能尽到一个首辅的责任。当然，有些事情就算是一般人也未必能懂，给小孩子解释半天也没有用，所以归结起来，万历基本上可以开心地玩，放心地把事情教给他身边的能相去处理。张居正肩膀上的担子可就不小，事事代皇帝分析、谋划、决断，基本上皇帝该做的都由他干了。
十年辅政，漫漫长路才拉开帷幕。张居正要面对的是一个积弊重重的烂摊子，要医治的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当时世界上实力数一数二的帝国。少主乳臭未干，张居正责无旁贷，皇帝的全职代理人他是必须当，也当定了。这么一个巨大无比的病人，该从何下手，下多重的手，要医治多大的范围，张居正自嘉靖、隆元两朝时以来就做了很多思考，基本思路都已经成形，现在时机也到来了，是该大展身手的时候了，一番雷厉风行的大胆改革和励精图治由此开始。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为个人的升迁而自鸣得意。这时的明王朝内忧外患，毛病一堆，能蹒跚地走到那时已经是万幸。内有土地兼并，流民四散，国库空虚，用度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尤其岑猛叛乱，“两江震骇”。面对这些，张居正无法轻松。
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对张居正有这样的评论：“以施政的成绩而论，他不仅是明朝唯一的大政治家，也是至汉朝以来所少有的宰相，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诸葛亮的处境比张居正苦闷一些，因为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王安石虽然富于理想，但拙于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居正所处的时期，以前数十年政局混乱，以后数十年政局混乱，只有在其辅政的十年之中，王朝中兴，焕发生机。
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朝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庆二年八月，他托《陈六事疏》中就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
张居正的政绩显著,在军事方面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平定外患；在治水患方面,重用潘季驯,把黄河从水患变成水利,把田地从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增加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在内政方面,他提出著名的考成法,裁撤了政府机构中的庸员,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总之,自张居正主政以来的明朝形势是明朝中叶以来最好的时期。
后人对张居正的评价不一，有些争议，对他的性格、用人等方面提出不少批评，却又不得不承认，在张居正执政的十年间，大明王朝生机再现。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描述：“海内肃清，荒外警服，力筹富国，太仓粟可支十年，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一时治积炳然。”明朝给张居正最后的盖棺论定是：“故辅局长，肩劳人猿，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体制的弊端 改革的悲剧
刘志琴在《晚明文化与社会》中说：“历史就是这样令人悲欢啼笑，当年诽谤新政的又何尝料到日暮途穷时梦想追回改革的盛景而时不再来呢？唯有一代勇士燃起的点点星火，长留中华民族的星空。历史嘲讽的不是张居正改革，而是断送改革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这是公正的。”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一次又一次的江山易主，只不过是旧药换新瓶。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贯穿起一个又一个朝代，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
到了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被皇帝收入囊中，因此明朝皇帝成为权力的超级集中者。但事情并没有朝皇帝们想象的方向发展，明朝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权力极度强化和国家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过的境遇。看来，体制本身已经疾患缠身，倘若没有及时医治，就要暴病而亡。
张居正的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自救运动。改革是触动社会体制的变革，这虽然是在同一社会制度下的推陈出新、自我完善，却是“变”字当头，改变某些不合时宜的规章、制度和政策。与渐行渐变不同的是，改革是带有矛盾的集中性、突破性和体制性的改变，集中表现为法制的推陈出新，所以又称为变法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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