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了张居正的“遗风”，神宗万历终于长长地呼出一口“恶气”。他可算是不用受人摆布，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开始了亲政的日子。
这时的明朝似乎可以用“四海升平”来形容，毕竟张居正改革的优势还在。不过，几位曾经名扬在外的人物逝去，继他们之后便再也没有一个力挽狂澜的人出现，似乎在昭示着这个国家要灭亡。
张居正死了，万历差点没掘他的坟，鞭他的尸。戚继光也死了，威风八面的他晚景无限凄凉，连妻子也把他抛弃了，他只好随海风而逝。狂书生李贽被万历皇帝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定罪，他那“反孔子”的《焚书》彻底地被皇帝焚毁了，他自己也在狱中割喉，他那惊世骇俗的思想也就成了时代的绝响。
作家夏坚勇说，这个时代的改革夭折了，武事消弭了，思想自刎了，只剩下几个不识相的文臣在那里吵闹着“立国本”，却被皇帝打烂了屁股，又摘了乌纱帽，发配得远远的，至此皇帝就不用上朝了。
对于明朝的皇帝来说，既要亲政，大臣们就应当无为；皇帝既要无为，大臣们就更应当谦逊地表示顺服。这是明代很多帝王的心态，于是前朝才有那么多“臣子恨”的事件，而万历也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他的祖父那里隔代遗传下来的，除了自大心理之外，还有乾纲独断的心态。
万历皇帝是一个权力欲极重的人，但是他在早期也不是个平庸的君主，毕竟在其当政的早期，他搞定了三大征，即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几乎同时开展的三次军事行动：平定蒙古鞑靼哱拜叛乱；援朝抗日战争；平定西南杨应龙叛变。神宗对于每一次军事行动，似乎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而且，在战争过程中对于前线将领的充分信任，对于指挥失误的将领的坚决撤换，都显示了神宗的胆略。
可是，这样一个本应是好皇帝的君主，怎么就沉沦成后来的混皇帝呢？不用后人去总结，皇帝当时的臣子就给他列出来了。
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疏，疏中批评神宗纵情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这一“四箴”可把皇帝气疯了，于是办了雒于仁，但这四箴却恰恰可以形容万历帝的后半生。
万历皇帝在处理了张居正、平定三方之后，彻彻底底不理朝政，他整天哼哼唧唧，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还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不久，神宗又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病情加剧，于是真个不再上朝，总是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
其实他的这些毛病正被雒于仁说中，都来源于他的贪酒、贪色、贪财、贪享乐。
万历好酒，一则他自己爱喝，二则明末社会好酒成风。清初的学者张履祥记载了明代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习：明代后期对于酒不实行专卖制度，所以民间可以自己制造酒，又不禁止群饮，饮酒成风。喝酒少的能喝几升，多的无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神宗的好酒，不过是这种饮酒之风的体现罢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万历自己也承认自己很好色。但他对专宠贵妃郑氏，有自己的说法：“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这样一个“勤劳”的妃子，把万历迷住了，万历日日宠幸其，怎能不肾亏？
至于贪财一事，万历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说：“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在他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矿监、税监，到各地四处搜刮，他把钱当成命根，恨不得钻进金银堆里。
关于“气”，万历有说：“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看来他认为惩治那些不听他的大臣，便是一种生气。然而，这个皇帝“气”倒是没有生太多，反正他对朝政爱理不理，但是他好鸦片可是不争的事实。金庸先生说：这个皇帝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他死时五十八岁，本来并不算老，可是他却未老先衰，更抽上了鸦片。鸦片可能没有缩短他的寿命，却毒害了他的精神。他的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夷所思的懒惰，一定是出于鸦片的影响。
这酒色财气外加一个鸦片，万历的身体能撑到五十八岁，已经是个奇迹。如此倦怠的脾性，他敢在当政后期近三十年不上朝，也没什么稀奇。黄仁宇先生笑称这万历以帝王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在历史上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
确实如此，纵览明朝的十几个皇帝中，将朱见深与朱佑樘的“断头政治”遗传得最彻底的当属万历帝，他既有祖传的愚暴，又有鸦片烟瘾。从一代名臣张居正1581年去世开始，他就很少和大臣见面，直到1589年的元旦，那是天经地义必须跟群臣见面的大典，万历帝却下令取消。而且从那一天之后，万历帝就像被皇宫吞没了似的，不再出现。他这一隐就是26年，1615年，他才因“梃击案事件”勉强到金銮殿上亮了一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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