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的经济如此繁荣，确实是出乎人们的想象。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国家政治腐败，经济发展势必受到严重影响，或者前进步伐明显减速，或者停滞不前，甚至急剧倒退。而在明中叶以后，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在这个转折变动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而又十分奇特、有趣的历史现象：当时国家政治、经济的基本走势，是政治日趋腐败，经济则不断发展。
分析其原因，其实是很复杂的，在这里仅述一二：
首先是没有长期大规模的战争与自然灾害的破坏，社会经济有其内部的发展动力。如果国家安定，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经济就会自发地一步一步向高水平发展。明代从中叶以后，虽然国家有内乱，有农民起义，也有外忧，有“南倭”、“北虏”的侵扰，有灾荒和疫病，但其波及范围不大，或是持续时间很短，没有造成土地大量荒芜和人民大量死亡，这是保证明中叶以后经济不断发展的前提和基石。
其次，明朝的经济重心一直在江南。江南向来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也绝不是说说而已。这是因为江南这块宝地在明朝时很少受到战乱的侵扰，虽然曾发生了“倭寇”入侵与“抗倭”的战争，但持续时间并不是很长，同时北方的边患也很少能达到江南，甚至就连明末的农民大起义都放过了这块富庶的鱼米之乡。因此，江南在和平的环境中，快速地发展着自己，直到清军的铁蹄踏入这块土地。当然江南经济的独秀使得明朝的经济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的景象，但是江南经济的发展对其他的地区起到的带动作用也不容忽视。
万历时期明朝的经济达到鼎盛，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张居正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这一切使得明朝这一时期的经济呈现出了繁荣的局面，和政治的腐败局面显得如此的不和谐。
事实上，从公元前221年中国第一个封建国家秦诞生开始，到公元1368年明王朝建立为止，在这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每个王朝的中叶以后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治日趋腐败的问题，而经济则绝大多数有所发展，有时甚至是色彩纷呈、千姿百态。而明朝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出现新因素的萌芽。
《中国通史》（范文澜主编）中写道：“从嘉靖到万历这一百年间，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期。从中国来说，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工商业的发展，超过了以往的时代。从世界范围来说，则是日渐失去了原有的先进地位，落到了西欧诸国的后面。”
确实，明代是中国倒数第二个封建国家，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这一时期最基本的特征和最大的亮点，是经济形态开始变化，新旧思想激烈碰撞。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繁荣发展，个性解放思潮出现。如果将眼界放大到全球，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时期的欧洲也处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并发展的阶段，可以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是一种世界性的浪潮。
可以说，即将迅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加快中国地主制经济形态的瓦解。在国内也确实产生了一样的情况，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新势力，力图利用封建王朝政治危机加深的空隙，争取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得到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直到17世纪，中国的经济总量仍占世界经济的1/3”。只是由于封建主义旧势力“还相当顽强”，而新因素自身的力量又非常嫩弱，不能稳步地发展下去，才导致明中叶以后的经济发展，最终还是未能如同欧洲那样迈进资本主义的门槛，从而使得中国在明朝时期失去了一次与西方同步发展的机遇。直到清朝入关，战争使得明朝后期发展起来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且清朝又一次加强了封建统治，资本主义经济想要从萌芽状态长成参天大树，更是难上加难了。
而伴随这种商品经济发展的，是晚明思想与文化观念的转变，出现了与明朝初期截然不同的文化气息与生活方式。
向传统文化宣战
每个朝代的产生，伴随它的成长和前进，具备它独有特征的文化和经济形态，也将必然出现，这就是文明的永恒发展性和时代个性。明朝的文化当然也有它与其他朝代不同的个性特征，特别是发展到晚明，出现了人文主义思潮。
“晚明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变革时代，传统文化当时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转折。自明中叶以来，由于近代人文主义’‘鼹鼠’‘在暗中不断啃啮，封建传统文化已有摇摇欲坠、无可挽回的彻底崩溃之势，新的文化时代正微露晨曦。在这种时代，人情骚动，思潮翻腾，这是一种自然的趋势。人文主义思潮所带来的一阵清新之风似乎把人们从沉睡的滞重束缚中唤醒，人们正带着全新的意识去迎接新时代的到来。”（陈宝良语）
而明确向传统文化宣战，将新思潮号角吹得最响亮的当属李贽。
一、一切从“私心”开始
由于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明朝的儒学走入了困境，自然而然，仰赖它的士大夫们也遇到了思想或僵硬或空虚的窘境。而这个时候，一缕思想的新风突然吹入，几乎动摇了整个封建王朝的思想秩序。而这个对封建思想“大不敬”之人，便是李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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