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满清入主中原之心不死，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还是使用了破绽百出的反间计，使得多疑而刚愎自用的大明崇祯帝“自毁长城”。《明史·袁崇焕传》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确实，袁崇焕的死，使得明朝再无良将可与清军相抗衡。
1644年4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城的军报传到大清的都城盛京。多尔衮急召智囊汉人范文程等决策。范文程分析了明崇祯帝死后军事与政治的形势，建议利用忠于明朝的官吏、缙绅、儒士、百姓对农民军的不满，兴师入关，逐鹿中原。他起草宣谕官吏百姓的布告说：我们的军队是为你们的皇帝报仇的，不是来杀你们的百姓的。现在我们要诛灭的，只有闯贼！官吏归顺我们，还是官复原职；百姓投奔我们，还让你们重操旧业。我们的军队有严格的军纪，肯定不会加害你们！
于是，摄政睿亲王多尔衮于四月初九领大将军印，统率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等共约十四万大军，奔向山海关。
这时，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吴三桂。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梅村一首《圆圆曲》将吴三桂其人说成一个为红颜而出卖江山的叛徒，在当时和着他的名声一起流传于世。据说，他曾经派人送黄金一千两让作者将“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删掉或予以修改，吴梅村断然拒绝：“天下皆知，改又何益？”又一硬气文人！此后，这两句就成为吴三桂的标准评价，为后人的笑柄。
其实，细细思量，一个人不可能为了一个女人而背负千古骂名，其中必然有隐情，但是已随着清朝入主中原，控制历史的编写，而把这段历史当成自己随便打量的“小姑娘”，一切的真相只是后人猜测的真相。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提到，吴三桂在得到李自成即位的消息时，本来是要投降的，他的父亲吴襄也派人到军前劝他入朝。但一段对话左右了事态的发展，他问仆人父亲的情形，仆人说：“已被逮捕。”吴三桂说：“我到北京后，就会释放。”又问他的财产，仆人说：“已经没收。”吴三桂说：“我到北京后，就会发还。”又问他自己的宠妾陈圆圆，仆人说：“已被宰相刘宗敏抢去了。”吴三桂火冒三丈，下令他的军队为死去的皇帝朱由检穿上丧服，讨伐叛逆，为皇帝报仇。在答复他父亲的信上，慷慨激昂地说：“父亲既不能当忠臣，儿子自不能当孝子。”于是，向清投降，引清军入关，联合剿匪。按照柏杨先生这一说法，吴三桂似乎真的是为了陈圆圆而冲冠一怒，引兵倒戈。
但是仔细分析吴三桂这个人，就会觉得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吴三桂城府极深，遇事很有主张。他在任何场合都能游刃有余，和任何人都能迅速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他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从无疾言厉色。对于那些身居高位于他的前途大有关碍的人物，他更是善于攀附，不显山不露水之中每每赢得他们的好感。总之他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物，身处乱世，且有能力，有野心也是很正常的。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吴三桂引清兵，应该还有借兵的想法，想用清军来对付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毕竟南明制定的策略就是“借虏灭寇”，但是没想到他虽然达到了目的，但是终究“引狼入室”，满清一入山海关，便俨然以中原的主人自居，开始收拾它的山河了，而吴三桂就以历史罪人的身份做起了清朝的亲王。
吉林大学的李书源教授在评价这一段历史时叹道：“历史评价有时候真是悖论，清兵入关，建立清王朝如同公元5世纪日耳曼人入侵西罗马帝国一样，给衰败的中国社会注入新的活力，因而受到人们的肯定。但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却成为千古罪人，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之所以这样，是由于存在着两种评价标准：一是以历史的发展为尺度，一是以道德为尺度，离开道德尺度，成王败寇，历史失于涵育人文的作用，而离开了历史发展的尺度，历史则又成了难辨是非的一团乱麻。”
无论如何，经过山海关的一场血战，清兵最终步入了中原大地。而山海关，抵御外族入侵的明朝边墙，终于在萧瑟的风中为一个国家唱起了挽歌。国虽破浩气长存
国虽破 浩气长存
骑鹤楼头，难忘十日；
梅花岭畔，共仰千秋。
——郭沫若题扬州史可法祠
在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上，有一座纪念馆，馆内有一个“衣冠墓”。馆内环境优美，银杏树参天，四季花木怡人，游人如织，凭吊着一代英雄史可法。
史可法在弘光朝没有占据有利的政治位置，结果被马士英、阮大钺等朝臣排挤出朝廷，自动请求督师江北，镇守淮、扬两地。
清兵渡过长江之后，迅速向南推进，直至扬州城下，扬州守将逃亡，扬州变成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史可法闻之，飞驰赶往扬州，发布文告，巩固城防。亲率一万多名官兵抵御十万清兵。这种情形不禁让人想起了“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于谦，一座城、一位忠臣、保卫一个国家，但大明朝已是此一时、彼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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