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朝鲜战争(2)
下午我们又走出山，这次我们安全了。我们走到路边，南朝鲜人尽可能帮助我们。我们到了一个地方，遇见了部队里其他人。我们到了一个小镇，那里有些南朝鲜士兵，我们停留了大约两小时。人们都要离开那个地方，但我太累了，走不动了，于是一个南朝鲜士兵帮我坐下来，问我能不能把我的表和枪给他。我说可以，他说他１５分钟内回来。他回来了，又说他还要出去，很快就回来。那时又有两个人进来过，说大家都走了。他们没有受伤，所以他们帮我起来。我太虚弱了，一躺下就不想起来。我们４个人一起往前走——其中有一个腿被子弹打中了，走不快。但我们一直走到天黑，我遇见了一个发报站的人。我很高兴在那里看到他。我们把伤员留在一个地方，他们想要我也留下，说他们会找来人帮助受伤的人，但我不同意。我已经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候，不想停下来。我坐了一段由一头奶牛拉着的破车，总比走路强。我们一直在走，直到夜里２３０才停下。我的腿一直肿到膝盖。第二天，我们让一个南朝鲜人给我找辆车，这次是马拉的。他带了我好一段路，直到一个稍大的城镇，我们在那里遇见了一名上尉。他说我们应该向东走，回到我们的战线上。他说了个地名，是第１骑兵师所在的地方。他们刚从日本调过来，还没有遇上敌人。于是我们上了向东的路，碰上了一个愿意帮助我的另一个南朝鲜人。日落时我们遇见了一个出来寻找失散的人的骑兵巡逻队。我们碰见了他们也算是运气，因为再往下的路他们就过不去了。我们是贴着山脚，沿着一条小河走过来的，那只是一条小路。我们刚走到能跑吉普车的大路上，就遇见了他们。看到他们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们告诉他们那些被留下的伤员的情况和位置。他们说，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去帮伤员离开，所以我很庆幸一直坚持跟大家一起走。我们用了３天时间才离开那里回到我们的阵地。我４天没吃到东西，等我们到了自己人中间后，人们给我吃的，但我吃不下。我只想喝水。他们把我送到医护站，对我进行急救。射进我腿中的子弹就在皮肤下面。我们在那里停留到早晨，之后上了去釜山的火车。我们夜里到了釜山，医生把我腿里的子弹取了出来。第二天我被送上了开往东京的船。我很高兴。我总想到那些被留下的伤员，那些受了伤，无法再走的人。他们有不少人，他们肯定会喊出“别丢下我”。但我们真没有办法。迪安将军也没能从那里走出来，他是我们的长官，我们出发时他是我们的师长。我现在在东京总医院，还活着，不过情况不很好。我的腿虚弱无力，我总觉得恶心。我想是因为我喝了太多朝鲜稻田里的脏水。现在你们看到我的样子，可能会不认识我了。我瘦得吓人，几乎是皮包骨。我都有点不认识自己了。我仍然没有胃口。我一直和那些医生说我很难受，但没人在意。如果他们再把我派到朝鲜去，我会疯掉的。我宁可被派到西伯利亚去。我真希望他们能从别的国家撤出去，让这些国家的人自己打自己的仗。那会更好一些。我或许不该给家里写这样的信，不过我觉得让你们知道真实情况也没什么不好。别为我担心，从内布拉斯加出来的人都是好样的。这里的人大多都是从东海岸来的，纽约、宾夕法尼亚，还有别的地方，很少有我的同乡。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想再写点，但我累了，下次再写吧。我爱你们。儿子唐纳到１９５０年８月，北朝鲜军队已经占领了朝鲜的大部分土地。只有东南的釜山及周边地区还在南朝鲜部队和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控制下，面积大约有５０００英里。北朝鲜攻势凌厉，为挽救南朝鲜的颓势，９月１５日，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半岛西北港口仁川实行两栖登陆。登陆成功后，向汉城、水原方向进攻，夺回南朝鲜首都汉城。战争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北朝鲜人民军撤回北纬三八线。反攻过程用了不到三个月。在家信中，中士约翰?惠勒愤激地谴责在朝鲜作战的共产党人以及国内对共产党有好感的人；在战斗中两次负伤后，惠勒告诉父亲他不会再被派出作战了；军士长戈登?麦得森向惠勒的父亲叙说惠勒的遭遇。联合国军被派到朝鲜，以“平定武装侵略，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是美国民意测验的结果认为，只使北朝鲜军队撤回三八线以内还不够。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希望朝鲜共产党被彻底击败，向杜鲁门总统保证会取得全面胜利，而且认为，中国尽管提出了警告，但不会派正规军进行武装干预。杜鲁门同意继续进攻，１９５０年１０月，中国志愿军越过三八线，迅速推进。两星期后，南朝鲜军队打到中朝边界的鸭绿江，北朝鲜共产党政权面临危机。而这时，杜鲁门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中国方面派部队加入了战争。中国志愿军在１０月１５日前后，以夜间行军和巧妙的欺骗战术完成了大兵团的战略转移，秘密地越过北朝鲜山区，到１１月时，大部队已经出现在联合国军面前。杜鲁门曾经考虑过停止美国军队的行动，但麦克阿瑟低估了对手的战斗力，认为美军一定会取胜。战争继续进行。
第四部分 朝鲜战争(3)
在中国军队参加作战后，美国国内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第２步兵师的中士约翰?惠勒对此非常失望，在给得克萨斯的父亲写信时，他强调了自己对在朝鲜作战的信念和对共产党的反感。和其他很多士兵一样，他也认为二战后，杜鲁门总统对军队的要求比较过分。亲爱的爸爸：抱歉拖到现在才写信，一星期里我有７天都在忙。从早晨到晚上，有时要到晚上１１点以后。真高兴能在生日那天收到你的信。我必须承认，还有好多我可能会去的地方，很多我再也不会见面的朋友都到了别的地方，我现在所在的地方要比他们那里好得多。爸爸，我不得不说，我不喜欢你对杜鲁门和他的政权的评价。而且，他的观点和举措大概代表了大多数心慈手软的美国人的态度，他们不愿意放弃舒适的生活，去支持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来保证和平与自由，他们认为和平与自由都是理所当然。只有那些到过国外的人才会明白和平与自由的含义……我想能尽快结束战斗离开军队，但我要履行我所说的责任。我不愿错过这样的机会。美国人应做好准备，在未来的几年里，自由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艰难争斗将持续下去。我认为它们无法并存，最后总有一方会被消灭。我也不想做这样的悲观主义者，但这里的每个人都有类似的想法。……我们在附近不远的地方发现了很多尸体，有的是被枪打死的，有的是被刺刀刺死的……你读到过有关的报道吗？但也可能报纸不敢印这样的材料，怕会引起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等组织的不满。这个组织真该被取缔。那些人精力旺盛，应该把多余的能量用来给受伤的战士献点血，而不是号召取消我们的啤酒供应。好了，爸爸，我现在想到的就是这些。我觉得国内的人真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的态度。希望下次过生日时我已经回到家里了。保重。约翰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５日中国志愿军出没无常，１９５０年１１月中旬，志愿军似乎已撤回北朝鲜的山中。中国发出的“警告”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几个国家提出结束在朝鲜的战斗，将朝鲜北方省份设为安全区，以平息中国人的愤怒。但麦克阿瑟不同意。他认为，“放弃北朝鲜的任何部分，都意味着自由世界的失败。”１１月２４日，他发出了向北朝鲜最北端进行大规模进攻的命令，并对胜利充满自信，乐观地认为美国军队“在圣诞节时就可以回家”。中国军队再次反击，大军开进北朝鲜。约翰?惠勒在写下上面的信的三个月后，和敌人正面交火，并两次受伤，几乎丧生。他被送到日本的医院进行短暂的康复治疗。他在５月８日写给父亲的信中讲述了发生的事情，并表示，受过这样重的伤后，再想到朝鲜他就觉得心惊。亲爱的爸爸：我改换了寄信地址，这可能会让你觉得吃惊。我也有同感。原谅我这么长时间没有写信。两星期前，我还不知道自己会被人送到哪里去。我本应被送回国做右耳的外科手术的，但中国人开始了大规模进攻。所以我现在还在这里。我右耳鼓膜被穿透了，现在我的听力还没有恢复，而且估计很难再恢复了。不过我所说的手术很快就可以进行。我到了这地方，更觉得那些从没有经历过炮火或者从没见过死亡的家伙，那些躲在后方梯队的人是多么愚蠢和自私。我对他们的愚蠢和懦弱只有厌恶，我宁愿被中国人打死，也不愿意与他们为伍。我们团队现在不在前线，我是后备排的中士，在我们团重新投入战斗以前我可能会被重新安置，所以你们不用担心，我想我不会再被派到前线上。估计过几个月我就可以回家了。我们排里的人看到我回去都特别高兴，他们还以为我已经死了，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以为见到了鬼魂。记得我那天被击中了两次。第一次子弹从我的右太阳穴擦过，穿过右耳和后脑外侧，虽然没有一路射进我的脑袋，但擦伤了后脑勺留下了一块很大的疤，还在耳朵上留下了一个洞。幸好子弹没有射进脑袋，否则我就会比原本设想的早一些回家了，只不过那会是躺在松木盒子里的我。之后我在去救护站时又被打中了，后来我才明白那是迫击炮炮弹的弹片。当天和第二天，我们连队损失了一半人。我发现那个一开始就和我不对付的家伙也已经去见祖先了。我们团在上阵时我可能会被编入后备师中。我如果留下，可能会被晋升为军士长。但我的耳朵这个样子，估计不等下命令我就先趴下了。所以我想至少这次战争里我不会再参加战斗了。目前的情况就这样，有新的消息后我立刻给你们写信。还有，我发现乔治?斯维奇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健康。我给他写了封长信。死的原来是一个和他同名字的人。我一开始就不信他会死。我过几天就再给家里写信。儿子约翰难以置信的是，仅仅一个星期后，约翰?惠勒就又被送上了战场。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８日，他被中国部队俘虏。之后的两年半里，他的父亲再也没有他的消息。１９５３年９月底，惠勒先生收到了一封打字机打印的信，信是约翰的一个朋友，戈登?麦得森军士长写来的。约翰被俘后他们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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