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见纳米尔：《1848年：知识分子的革命》，第88页。
业家与其中产阶级的支持者们关于经济帝国的要求，以及“奥地利使命”（哈布斯堡王朝曾以此证明它在东欧的支配地位是有理的）。纳粹革命给予所有这些力量一种恶魔似的干劲和激情，这是通过它们以前从未得到过的群众支持而造成的。这种强化使许多倾向在实践中过了头，以致走向反面。第三帝国完成了普鲁士对德国的统一，最终抹掉了古代帝国的各邦，就象法国革命最终抹掉了法国王朝的古代省份一样。但同时，它也毁掉了有历史意义的普①
鲁士。社会民主党的普鲁士一直是魏玛共和国的堡垒，却毁于１９３２年７月巴本的政变之中，这是纳粹接管权力的序幕；旧普鲁士贵族也为德国南部和莱茵兰起家的纳粹新贵所取代，而它本身则在１９４４年７月提供了反对。那位奥地利的元首政权的几个最后的无效的对抗者。不过第三帝国在一个更重要的方面颠倒了俾斯麦的工作，一方面继承了他为了排除德籍奥地利人而建立起来的小德意志帝国，一方面又以１９３８年的征服和并吞所出现的大德意志帝国来取代它。
虽然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德国的现象，但是它同样地也是德国为其组成部分的文明的危机。
纳粹德国的罪恶是非常令人不安和令人受到威胁的。这不在于那些也许是希特勒或条顿族思想所特有的特点中，而是在于那些容易在其他国土上和体制内发生的特点中，而且还在于有些人根本没有想到德国而在十九世纪就在预言的那些特点中。①国家社会主义是德国的法西斯形式，而且是最恶毒的法西斯主义形式，但是法西斯主义既不开始于，也不结束于德国。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它最先在一个比德国人更有教养、更有智力的民族，在一个拥有更为古老文明传统的国家，而且两千年以来一直是天主教教廷所在地的国家夺取了政权。屈从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膜拜希特３００勒的德国之间具有若干相同之处。两国的国家统一都迟于西欧其他国家——仅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六十年才统一。两国都没有代议制政府的传统。两国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不满意：德国是作为战败国；而意大利成为大国的要求只是勉强地被接受，（虽然它是战胜国之一）其所获得的赔偿比所索取的要小得多。这些情况使得意大利和德国同样容易接受以新的极权主义形式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的病害。不过，这种病害对于整个西方文明来说是地方性的。
吉本在思考野蛮人入侵造成罗马帝国的覆亡时，他得出的结论是：
大炮和堡垒现在组成不可攻破的防线来抵御鞑靼人的骑兵；欧洲现在对于未来任何野蛮人的入侵是安全的，因为，在他们能征服之前，必须先停止作野蛮人。如同我们可以从俄国的例子中所了解到的那样，他们在战争科学中逐步取得进展，总是伴随着和平及内政艺术方面的成比例的提高；而他们自己也必须在被征服的文明国家当中值得占有一席之地。
在吉本著书以后的一个世纪里，象推翻罗马帝国那样的外来野蛮人入侵①“许多人询问为什么要取消德国各邦。我只能回答：‘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只知道必须这样做。你失去了过去，得到的是未来。’”希特勒在慕尼黑对德国学生的讲话，1936年1月26日（《泰晤士报》，1936年1月28日）。各邦的统一开始于1983年4月7日关于协调德国各邦的法律（《概览，1933年》，第147页），完成于1934年1月80日关于重建帝国的法律。实际上各邦由省或聚居地区、纳粹党组织的单位所取代〔见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266—276；斯蒂芬?H·罗伯茨：《希特勒建设的大厦》（StephenH，Roberte：TheHousethatHitlerBuilt），伦敦，梅休因，1937年版，第67—70页，第91—97页；以及托因比：《研究》，vi.109〕。
欧洲的可能性完全没有了，这是因为欧洲文明扩展到全世界，而使这种旧式野蛮人的半阴影荡然无存的缘故。但是未完全与欧洲文明同化的大众对这一文明的压力并没有消失。这是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人口极大增长所造成的。在吉本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四代人时间里，欧洲的人口增加了两倍多，北美洲的人口则增加了四十九倍。自由制度如何在群众起来的３０１情况下存在下去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所专心研究的问题，他们置身于社会主义运动之外，有托克维尔和米尔，伯克哈特和阿克顿。他们一般地用恺撒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对立极端的词来表达这一危险性。但是拉特瑙在 １９１９年把那个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革命群众运动解释为“野蛮人的垂直入侵”，十年以后，奥尔特加－加塞特在一本著名的书中发展了这种思想，他把“大众的反叛”描述为时代的主要倾向。他的着作对那时已成为欧洲政治确立的特点的法西斯主义作了广义的解释，而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证实了他的许多预测。
在德国人之中存在一种自觉的野蛮传统，对欧洲文明持冷淡态度，不时回忆起正是一些日耳曼部落推翻了衰微中的罗马帝国，并开创了中世纪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一度被称为“哥特人的”，而且以后对它的最高表现形式这个名称也仍然适用。在十六世纪，由于敌视罗马教皇，德意志民族意识变得明确和激奋起来。阿米纽已经象３０２赫尔曼那样被宣布为民族英雄；吉本记下了他同时代一位普鲁士伯爵的爱国主义言论，“〔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野蛮征服者来自仍在产生出普鲁士军队的那些相同国家”。但是自我意识到的野蛮传统，开始时不过是无害的文雅古风，以后不知不觉地退化为真正的，同样自觉的新野蛮主义，在抗击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之后，极端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分子回复到古条顿族传统，他们相信这种传统包含有反闪族主义，放逐斯拉夫血统的人，用斧子斫头以代替法国发明的断头机。在希特勒上台执政前一百年，海涅在十九世纪最令人震惊的政治预言中就预示将要发生一场德国革命。它会使得法国革命看起来象是一首天真的牧歌。那时，雷神和古老的石神将从无人记得的废墟中升起，擦掉他们眼里几百年的灰尘，会出现“康德主义者们不仅对于理念的世界而且对实际的世界同样不表示虔敬，他们要用斧和剑把我们欧洲生命的土壤无情地翻起，以便根除以往的残迹”；会再次激起基督教没有完全熄灭掉的古代日耳曼人对战斗的渴望，“这种对战斗的渴望不是为了毁灭，甚至也不是为了胜利，而仅仅是为了战斗本身”。①Ｄ?Ｈ?劳伦斯在１９２４年访问德国的时候，希特勒还是兰茨贝格的囚犯，他的运动已经垮台，劳伦斯把成帮结伙的德国学生、成群结队的青年男女——他们背着帆布包，发表种种“非实利主义的言论，半神秘的主张”——看作是松散的种族同伙，而且凭直觉理解到，通货膨胀和占领鲁尔已经完成了那场战争所引起的事情，理解到原来对和平和生产所抱的希望已经破灭，理解到德国人已经下意识地脱离了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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