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海因里希?海涅：《德国的宗教和哲学》（HeinriehHeine：Reli-gionandPhilosophyinGermany），约翰?斯诺德格拉斯译（伦敦，特鲁伯纳，1882年版），第159—162页。此书在1834年第一次出版。海涅感到“德意志革命不会更温和与文雅，因为在此之前是康德的‘批判’，费希特的先验唯心主义，甚至还有自然哲学”（同上书，第158页）。乔治?桑塔亚纳在《德国哲学的自私性》〔（GeorgeSantayana：EgotisminGermanPbilosophy），第2版，（伦敦，登特，1939年）〕中对这样一种认识作了独立而详尽的论述。
旧的潮流，旧的皈依受到了破坏。而更旧的潮流却插进来了。回去，回到鞑靼人野蛮的一极，远离欧洲基督教文明的那一极。这事对我来说似乎已经发生。而这比任何实际事件都更具有深远的重要性。正是它孕育了下一阶段的事件。①希特勒回来争取和组织了流浪汉。他的历史使命的３０３中心思想在于宣称，纳粹运动是一次新的野蛮人入侵，是来结束另一种陈旧的文明，并且用建立在种族原则上充满活力的文化来取代旧文明。
“他们认为我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野蛮人，”他高兴地喊叫起来。“是的，我们是野蛮人！我们要做野蛮人！这是光荣的称号。我们要使世界充满活力！这个世界快完蛋了。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搞得天下大乱。”他随之对他称之为“历史的必需”作了冗长的说明。他宣称野蛮力量应该闯入没落的文明里去，以便从正在熄灭的火焰中拯救生命的火炬。②
希特勒是欧洲霸主中第一个拒绝古代皇帝称号的人，这种称号体现了统治全世界的要求。查理五世被选来继承他的历代先王接受帝王的尊荣：古斯塔夫?阿道夫和路易十四渴望得到这个称号，拿破仑僭取了它；俾斯麦的国王则把它民族化了。希特勒精心选择的德国人民的元首称号，表示出比罗马最高权力具有更原始的权威的源泉：种族的具有神授能力的领袖。在他达到①
权力的顶峰时，他写信给墨索里尼：
领袖，首先我时常认为，似乎人类的发展仅中断了一千五百年，而现在就要恢复它原有的性质。天数在这场斗争中竟赋予我们而人以如此显赫的地位，使我年复一年地愈加同你接近。②
在阿拉列和盖斯列劫掠罗马的时候，他们并未被二千年前掠夺迈诺斯都城的希腊野蛮人的行为所激励；希腊野蛮人也未曾有意识地模仿他们的前辈真正的雅利安人，那些人曾经侵略和毁灭了苏美尔人的文明。贯串一千五百年的野蛮人的历史回忆和历史意图在国家社会主义中３０４的发展是人类进步的最为卓越的证明之一。①但是，正象国家社会主义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唯一形式，欧洲的一些法西斯革命不是二十世纪最早的群众运动，也没有建立起它的第一批极权主义政权。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它们的先驱和典型。法西斯主义同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初看起来是辩证的：法西斯独裁者们宣称他们在把他们的国家从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中拯救出来。但是从一开始，他们革命式夺取政权和极权主义式巩固政权的技巧都是仿照布尔什维克的模式；到１９３９ 年初，苏维埃政权已有二十多年，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已有十五年以上，而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仅仅经过六年就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对于有辨别力的观察家来说，明显的是它们之间的相似点大于它们之间的差别，它们还可以被描述为好战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单一现象上的不同阶段。希特勒并未创造“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词，但他却是看到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同一个①希特勒也拒绝接受独裁者的名字，它的含义同领袖不同（见劳施宁：《希特勒谈话》，第196—199页，以及弗朗茨?纽曼：《巨兽：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和实践》（FranzNeumann：Behemoth：
TheStructureandPracticoofNationalSocialism），伦敦，高兰茨，1942年版，第73—75页〕。“我不是独裁者或君主那种意义的国家元首；我是德国人民的领袖！我本来可以授予我自己——人民也会信服——完全不同的称号。我一直保留我的旧称号，我活多久就保留多久，因为我不愿意当别的，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当别的。旧的称号使我心满意足。”在慕尼黑的讲话，1938年11月8日（希特勒：《言论集》（贝恩斯），ii.1559〕。1939年6月27日，法令宣布，各项正式任命今后均只用元首的名义作出，而不是象以前那样，用元首和国务总理的名义。
大众叛乱的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欧洲政治家，并且把他的政策基础建于这个鉴别之上。
俄国共产主义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特别密切。德国原来就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源地；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最早的群众性政党，而在１９１４年之前又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德国共产党于１９２０年成立后是除俄国以外的最大共产党。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获得最初的胜利以后，首先指望的就是德国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这就会把俄国革命转变为世界革命。但是德国共产主义后来扮演了一个不同的角色，成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带步人。希特勒正是从共产主义那里才学到了他的大部分革命鼓动的技巧；共产党虽然在国内问题上同纳粹分子进行无尽无休的争吵，却同他们勾结，使得魏玛共和国不可能建立代议制政府，并使本国虚弱的民主分子采取中立态度。“西方文明的两个孪生敌人把工作做得很了不起：它们分裂了也许是唯一能够拯救西方文明的力量并使它不起作用。”从１９３１年以后，在魏玛共和国处于临危状态的时候，共产党人同纳粹分子的合作更为明确，好似一个可与后来的纳粹一苏维埃条约相比的战术联盟。由于按照斯大林的指令采取了最坏情况下的政策，共产党人为纳粹分子上台执政出了最后一把力，他们于１９３１年支持纳粹为了在普鲁士进行公民投票而进行的鼓动，１９３２年６月在普鲁士国会同纳粹分子联合投票对布劳恩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１９３２年１１ 月参加纳粹组织的反对柏林运输部的罢工。正象拿破仑是革命的产物一样，希特勒宣称：“我不仅是征服者，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行刑人。” （二）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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