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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一卷)_[英]阿诺德·托因比【完结】(21)

  事实表明,张伯伦虽未失去一位理想主义者的荣誉,但作为一位现实政治家则是站不住脚的,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他的拥护者却仍然企图(也许有欠明智)为他的现实政治家资格辩护,说是他的政策为英国赢得了足以重整军备所需要的时间,从而避免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时被击败。但事实上似乎并未赢得时间,因为英国的重整军备姗姗来迟,当它终于以涓涓细流开始的时候,德国重整军备的洪流已经滚滚而来,从未稍有节制,以便让英国的小溪慢慢涨满,从而缩小两者间的悬殊差距。总之,如果这便是张伯②

  伦政策的主要动机,那他就该受到严厉谴责,因为他没有向他的国人发出国家已处于危急之中的警告,没有在联合王国国内政治中把重整军备作为一个信任问题提出来,没有在希特勒玩火的早期尚易扑灭的时候及时制止他,尤其是张伯伦不愿意——直到1940年6月以法国战败而告终的“假战争”结束时他还不愿意——“全力以赴”地进行军备竞赛。希特勒在慕尼黑以后对英国有节制地开始重整军备所显示的愤怒之情,已溢于言表,这说明了英国如果在早些时候以重新武装反击德国的重新武装,就有可能在1939年3月以前的某个时候激起希特勒摘下他的假面具。其时,希特勒虽已毫无阻拦地接连占领了若干战略据点,但还不曾据有象他后来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所取得的那种支配地位。如果有人回答说,希特勒就会在那时那地立即以进攻英国作为报复,那未对这种回答的反驳是:力量对比在许多阶段仍然有利于西欧国家一方,但不可能有任何阶段英国会发现自己在同纳粹德国作战中处于较之1940年更不利的地位。

  然而,对英国会被德国的武装力量压垮这一点,张伯44伦似乎并不怎样担心,他在其任期内始终固执地低估了德国的军事实力。因为,他本人从不

  ①当然,德国的这一系列行动开始于1936年3月7日的派兵重占莱茵兰,英法对这头一步的默认,就使它们在道义上更难于对德国接着而来的行动采取坚定的反对立场;但在莱茵兰事变的时候,张伯伦虽然已是当时英国政府的一名重要成员,可还没有当上首相。

  ②《概览,1938年》,第3卷第5编对此将有所论述。

  全力进行重新武装英国,却又在1938年9月22—23日戈德斯贝格会议①以后考虑可能要同德国打仗,对德国越过布拉格再向前推进拼命进行阻挠——1939年3月30日他给波兰一项英国的保证,并于194D年4月5日,即“假②

  战争”的最后儿天,公开发表意见,说德国已经“失掉了机会”。

  毫无疑问,英国国内党派政治的舌剑唇枪——也象不愉快的绥靖时期一样,用上了英国罕见的刻毒语言——是使一项经不起风浪的政策不明智地维持下去的因素。张伯伦和他的保守党的伙伴们,从他们方面说,他们是被他们的反对者的那种可恼的而且在他们看来是卑劣的古怪行为粗暴地搞得分了心。那些昨天还在骂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还在鼓动进一步裁减联合王国的军备的人,今天竟然骂他们不愿意打仗,指控他们卑鄙地牺牲了英国的和集体的利益,这该是何等荒谬啊!以前反对将新加坡基地建造完成,这时却①

  又要求使用英国海军对日本进行制裁,这又是什么逻辑?国联的支持者们当真会愚蠢到这种地步,以至于设想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搞到什么吗?这些抱着近代世俗信仰的信徒们难道真会从写成国联盟约文本的断简残篇中看到魔术般的护符,可以用来代替充分的军备和使用它们的充分决心了吗?单纯从逻辑上讲,那似乎是,保守党人在这一点上的论据是最充分的,但是对人而不对事的话,他们是没有充分理由去反驳相反的论点的。因为自从 1918 年12月14日劳合?乔冶的“卡其服选举”以来,在过去的二十一年中除去三年外,都是由保守党政府执政的,所以,把英国军备保持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水平的权力和责任,在整个这段时间内,实际上都在他们自己手里,而他们所遇到的来自他们的反对者方面的阻挠,至多不过是一些软弱无力的词句罢了。①反对派施之于保守党绥靖者的这些气恼和轻蔑,当45然要导致加借回敬。这些自命的“委任医生”真的心地如此狭窄、眼光如此短浅,竟会不觉②

  得和看不到集体安全事业乃是这一代人类的至高无上的共同事业,而一切善良的人们都应该把所有次要的事业都从属于它吗?即使他们的行动缺乏想象力,以为自己只是英国利益的受托管理人,他们真的如此愚蠢,竟觉察不到,在当前的世界上,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不复能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保卫自己,因此保卫英国利益的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难道不就是把它的全部力量投入共同事业去赢得集体安全的真正成功吗?把自己打扮成大家拥戴的国联的斗士去参加竟选,并赢得了1935年11月的大选,然后又在1935—1936年埃塞俄比亚危机时抛弃国联,这难道不卑鄙吗?为了赢得选举,曾信誓旦旦地骗取选票,一旦选票到手,便无情地扯毁竞选保证,当初就存心不良,于此暴露无遗,这不是无耻又是什么?①一到最后关头,保守党绥靖者就变得极其害怕战争,他们还有资格要求什么道义上的称许吗?他们是否确实已经变成了真心诚意的和平主义者,抑或他们是在暗地里——象他们法国的一路货色那样——忖度着,法西斯国家是对所有国家的富有阶级宣誓效忠的特别警察么?难道他们上当受骗,误以为必须在他们的阶级和他们的国家之间作出选①见《概览,1938年》,ii.416—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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