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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一卷)_[英]阿诺德·托因比【完结】(58)

  和宗教,但它们的关系向来都是不亲密的。埃及的政治家们一直专心致志于为自己摆脱外国控制而作努力,国王福阿德则指望同欧洲而不是同阿拉伯亚洲促进文化联系。只是由于在犹太复国主义这一民族主义旗帜下的移民浪潮高涨,日益威胁着穆斯林在巴勒斯坦的地位,这才促使阿拉伯统治者凑合在一起;首先是1936年试图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英国人之间进行调解,而后又比较正式地在1939年举行圆桌会议。②虽说此种联合是由于中东内部存在着危险的结果,但1937年由土耳其、伊拉克、波斯和阿富汗缔结的萨达巴德公约则是企图通过相互保证以防某个外国危及它们的生存,因为这一时期大国的纷争正有增无已,国联提出的集体安全又告失败。③土耳其既是1934年巴尔干小协约的成员国,又同俄国有着友好和中立的条约关系,那些条约可①

  以上溯到1921年,②所以它作为东欧和中东之间的一座桥梁的特殊地位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②见《概览,1925年》,i.471—531:《概览,1936年》,第767—783页;《概览,1938年》,i.479—492。

  ③见《概览,1936年》,第793—803页。

  ①见《概览,1936年》,第783—793页。

  ②关于圆桌会议,见《概览,1938年》,i.440—458。1931年在耶路撒冷还召开过一个非官方的泛阿拉伯代表大会(见《概览,1934年》,第99—109页),1937年在(叙利亚)布卢丹也开过(见《概览,1937年》,i.552—553.又见胡拉尼:《叙利亚和黎巴嫩》,第114—115页)。在操阿拉伯语的各国人民看来,1918年以后在中东划定的各条边界线怎样说也不过是人为的,且不谈这些边界线在政治上是多么可憎。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他们从来不知道有这种障碍物。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显贵家族的成员曾一起在伊斯坦布尔或欧洲学习,其中有许多人还互相通婚。

  ③见《概览,1936年》,第793—803页;又见弗朗西斯科?卡塔路西奥:“萨达巴德公约”,《意大利述评》(FrancescoCataluccio:‘IIpattodiSa·dabad’,RassegnaItaliana),1940年4月号,第247页。①见《概览,1934年》,第523—530页。

  ②见《概览,1920—1923年》,第370—373页。

  (六)内部不稳定造成的障碍

  面对1939年威胁世界的危险,中东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是无助于这些国家的稳定的。虽然土耳其在穆斯塔 134 法?基马尔?阿塔图克(已于 1938年11月10日逝世)的独裁统治下享有政府的延续性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而同他堪称匹敌的波斯的礼萨?沙赫?巴列维的业绩,则因他日益醉心于个人的聚敛致富而大为逊色。在钞特阿拉伯和也门,国君和他指定的地方长官③

  亲自管理人民,没有官僚机构插手其间,事实上大臣们都只是他们主子的奴仆。外约旦的埃米尔?阿卜杜拉行使的权力也并不小,因为他只接受英国驻扎官的意见。非阿拉伯的北方日益趋向西方化专政,阿拉伯半岛则还存在着传统的家族制,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埃及和“肥沃新月”诸国所呈现的则是一种模拟的议会政治。利凡特各国的政府受法国高级专员的权力严格限制,因此这些政府的作为不能认为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另一方面,埃及和伊拉克自被承认为主权国家后,英国的影响已是间接的了;不过在实际上,只要有武装力量作后盾,两国的政府还是可以由英国的代表建立或废除的,这正如后来战时历史所表明的;此种不寻常和不合法(就正常外交关系的条款而言)地行使权力,自英国于1930年和1936年分别签订条约承认了伊拉克和埃及的主权以来尚未出现过。福阿德国王和费萨尔国王在引导他们的幼年议会方面,都充分利用了各自的宪法所授予他们的权力。如果说他们的行为(按照西方标准)还不能说都是严格地符合于宪法的,那末总的说来他们的影响还是有益的。因为两国议会政体的弱点在他们生前已经很明显,迫身后一旦把各自的王位传给两位年轻的王子法鲁克和加齐后,这些弱点就更暴露无遗了。埃及的议会生命掌握在华夫脱党手中,自英国的保护关系于 1922年被最广泛的政治阵线的行动击垮后,该党就以主要政党的面貌出现,尽管一再发生党员脱党的事情。事实上,它是唯一称得上有效的全国性政治机器的政党,所以它自称代表着埃及的“老百姓”,而在正常情况下它也确实获得了这些人的选票。相形之下,其他政党都是一些围绕着某个上层显要人物而组成的局部性团体,它们代表的是特权阶层的利益,在人民中间没135有基础。不幸的是,华夫脱党的第二任领导人穆斯塔法?纳哈斯同国王的君权发生了冲突,使他受到追求个人独裁的指责。在1936—1937年任期内华夫脱党领导的政府只是把此种不和带给了新的法鲁克国王的统治,并激起华夫脱党队伍内部一次重大的分裂,还导致街头的政治帮派殴斗,贤明政府的主要职责却都被忽视了。伊拉克的议会局势甚至令人更不满意,比埃及的还要权①

  陧得多。政党从未脱离胚胎状态,在1932年伊拉克独立时“作为民族团结的③阿瑟?c·米尔斯波:《美国人在波斯》(ArtburC.Millspangh:AmericansinPersia),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1946年版,第3章;但参阅A·C·爱德华兹文,他于1948~1949年在波斯游览了九个月之后写道:“有趣的是发现,……已故国王的声望……不仅得到了支持当前立宪政权的知识阶层的承认,甚至还提高了。因为礼萨国王的成就之显赫是有目共睹的;而他的暴政所引起的仇恨却正在被忘却。他今天在波斯被认为是自那位近乎传奇式的国王阿巴斯一世以来最伟大的国王。这位国王最近被授予尊敬的‘大帝’称号”。《今日世界》(TheworldToday),1949年9月号,v.39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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