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皇家国际事务学会：《英国和埃及，1914—1936年》（GreatBrit-ainandEgyptl914—1936），情报部文件第19号（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1936年版）；菲利普?格雷夫斯：“埃及危机史话”，《十九世纪》（PhilipGraves：‘TheStoryoftheEgyptianCrisis’，NineteenthCentury），1938年3月号，第297号。 一个姿态”也被抛弃了。因此政府便被勇于私斗的敌对派别和若干地主与商人不断重新组合的寡头政治集团所统治。每一届通过操纵选举而上台的政府都把自己的支持者塞进了议会，这样又使通过宪法以推翻政府的唯一手段——投不信任票——行不通了。自１９３３年费萨尔国王去世后，借助于非宪法手段迫使内阁辞职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强大的部落和军队便不断地应召而来扭转危局。１９３６年军事政变以后，对立的军官集团在炮制政府更迭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鲁莽的军阀式的民族主义对年轻一代的教育正在起着干扰的影②
响。
②参阅马吉德?赫杜里：《独立的伊拉克：1932年后的伊拉克政治研究》（MajidKhadduri：IndependentIraq，aStudyinIraqiPoliticsSince1932），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51年版，第71—137页。
（七）经济问题
中东经济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衰落时期下降到了农业和手工业几乎仅能维持生计的水平，只有利凡特的某些得天独厚的地区还同欧洲有着商品交换。①十九世纪由于加强了同欧洲的接触，贸易有了巨额扩大，特别是中东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尼罗河流域采用了单一种植棉花的农业经营方式。在正常年景种植棉花是有利可图的。但国际商品交换设或中断，埃及的一千六百万人口（１９３７年的数字）的粮食供应便将得不到保证。在中东的其他地方还有周期性的歉收和分配失当，部分是由于使用的方法１３６普遍落后（巴勒斯坦犹太区除外，那里是欧洲式的工业和集约农业的结合）都容易造成主食品的短缺，而粮食耕种者和商人的贪婪又人为地加深了短缺的严重性。此种情况在正常时期的自我调节大致是以加重穷人的苦难为代价的；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叙利亚，当时是在奥斯曼军政府的统治下，曾遭受到严重饥荒。因此，在任何未来战争中，凡是利用中东为基地的国家极可能会遇到类以的困境。
①参阅H·A·R·吉布和哈罗德?鲍恩：《伊斯兰社会和西方》（H.A.R.GibbandHaroldBowen：
IslamicSocietyandtheWest），第1卷，“十八世纪的伊斯兰社会”，第1编（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50年版），第258—271页，第295—296页，第307—308页。
（八）特殊的巴勒斯坦问题
一个生气勃勃的犹太人社区在巴勒斯坦的成长，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提出了可怕的经济挑战，也给英国委任统治提出了政治难题。这些巴勒斯坦犹太人主要是新近来自东欧和中欧的移民，他们占巴勒斯坦１９３９年人口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九。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至少是三股力量合在一起的产物：向①
往已久的返回“希望之乡”的宗教愿望；希望逃避在东欧受到的迫害，那里多数民族不断增强的民族主义自１８８０年以来对犹太人的迫害加重了，同样的民族主义倾向也影响了若干犹太思想家，唤起了他们要建立一个由自己治理②
的犹太人国家的愿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家们多少有点轻率地作了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的许诺，其后果沉①
重地落到了英国行政官员身上，整整折磨了他们一个世代。贝尔福宣言——②
“……在……历史的浪漫主义阶段作出了庄严的保证，在那儿……居高临下地作鸟瞰，一切障碍物都显得渺小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英国人以及③
美国的浪漫主义和政客手腕纠缠在一起的难以分割的产物。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原始草案，只字不提当时占巴勒斯坦人口百分之九十的操１３７阿拉伯语的④
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英国政府修改了这份原始草案，给阿拉伯人的基本权利提供某些保障。浪漫主义“有点象想象力被滥用之后成了脏物一般”，⑤骤然失去了光泽，因为性急的自称对巴勒斯坦拥有最高权利⑥并以欧洲“文化”而自命不凡①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１９２０—１９２３年之间四次遭到了阿拉伯人①犹太人人数从1922年的八万四千人增加到1938年年终的四十一万一千人。从1919年到199s年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九属波兰、俄国、罗马尼亚和立陶宛等国国籍［英国殖民部：《关于巴勒斯坦和外约旦的管理工作报告，1998年》（ReportontheAdministrationofpa1estineandTransjordan，1938），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39年版，第231页；巴勒斯坦政府移民部：《年度报告，1938年》（AnnualReport，1938），耶路撒冷，政府印刷局，1939年版，第70页）。
②例如《自我解放》〔（Auto-Emancipation），1882年版〕的作者利昂?乎斯克尔，尤其是在1896年的《德雷福斯事件》（AffairDreyfus）的影响下写了《犹太国》（DerJudenstaat）的西奥多?赫齐尔。”犹太主义向来是民族主义、尚礼主义、弥赛亚主义和醉心上帝的特种混合物……”，对这种断言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有多少人认为是适当的，了解这一点是饶有兴趣的；见一位评论家的文章，载《犹太复国主义评论》（ZionistReview）,1951年1月19日，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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