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时法国的人口不断增长，它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困难了。如果它的经济迅速扩展，它就更有理由发展它的海外领地的经济。其实法国引以自豪的国内人口的平衡不仅阻碍它产生权力，而且使它失去追求权力的欲望。由于法国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几年里为共同事业作出了莫大的努力，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因而它更珍惜十八世纪的“安逸生活”，而十八世纪的“安逸生活”有其逻辑的结果，那就是十八世纪的重商主义，这种重商主义使法国殖民者最优秀的才能也无法发挥。重商主义是一种计划形式，然而在法国却不为计划提供必要的情报，因为，在所有的文明国家中，法国的统计资料最不完备，这一事实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至关重要的。①法国本身仍然是一个小城镇占优势的国家，小城镇的活力在衰退，它的投票权却没有减少。小①见上文，原着第82—83页。
商店和手工业者得到国家的虚伪保护，而过去一直支持地方活力和创业性的地方大银行，在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早期就被巴黎一些银行并吞掉了，那次危机在１９３０年就开始被人感到了。马克?布洛赫在回顾法国１９４０年夏未失败的原因时写道：“我们应该承认，在我们这里被征服的正是我们如此眷恋的小城镇，它的浪费时间，它的短视的政治争吵，它对一切已知事物的偏好和它对一切新奇事物的猜疑。”①正是这一部分法国人阻止法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利用它强大的金融力量，效法美国和比利时的榜样，自动实行货币贬值，从而几乎可以无痛苦地终止危机，并避免１７１发生在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的那种尖锐的社会冲突，而那时却正是需要它积蓄力量以应付即将来临的战争的时刻。保罗?雷诺把１９３６年的选举说成是法郎含金量被规定为六十五点五毫克的结果，这种说法并不荒唐。皮埃尔－艾蒂安?弗朗丹一度曾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肮脏的唯物主义”，同时发表的议论又好象他认为法郎的黄金平价和每一个法国青年的道德完整是一致的，他迟至１９４４年还写出并在１９４７年发表下列的论点：
（货币贬值）这一味药对于象英国这样的国家也许是最好的，英国的繁荣基本上是以交易及其附带的（金融、保险、航运）的利益为基础的，对法国这样的国家却是毒药，法国是一个天然的自给自足的国家，只有消费者收入的稳定才能保证生产者的正常报酬。①
（四）政界的右翼和左翼
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上，此种坚持稳定不变的经济政策，就象一味强调安全而不改弦更张的外交政策一模一样，两者都是自取失败的政策。此种经济政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保守阶级的精神士气方面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法国的保守派曾掌握政府的全部权力：第一次是１９２０年至１９２４年，以国民联盟的形式执政；第二次是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３２年，在左翼力量于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６年的金融危机中分裂后执政；其后，在左翼力量发生同样的分裂后，又在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３６年以及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０年执政。英国的鲍德温时期在英国大部地区尚能维持令人满足的、至少是差强人意和社会宁静的繁荣，法国唯一能与鲍德温时期相比的年代是从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２９年。其后几年的标志是，法国的保守力量未能找到解决它的经济和金融问题的办法，这样就必然引起社会的不满和社会冲突。这种失败的后果是在人民阵线政府执政时期一再实行没有成效的货币贬值之后才完全暴露的，可是人民阵线的错误却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它前任政府的错误。为了抚慰１９２９年被粉碎了的希望，抚慰中产阶级保守派被损害了的自信心，一切责任都被推到领导社会党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莱翁?勃鲁姆身上，许多法国人对他的痛恨简直达到了极点。然而，这并不能恢复已失去的自信心，却大大地加剧了组成一个统一的国民阵线的因难。
１７２ 经济和金融是在一位来自法国中产阶级的杰出首领保罗?雷诺的领导下得到恢复的，他从１９３８年１１月至１９４０年３月任财政部长，但对业已铸成的精神祸害未能予以消除。保罗?雷诺多年来是一位法国政治的预言家，他不断地指出他的同僚们在财政、经济、军事和外交政策上的各种错误。在１９３６年的选举中，他几乎被击败，他以强调别人所犯的错误洋洋自得，却并未使他赢得人们的爱戴。作为旷野里的呼声，他在智力上的地位是同温斯顿?丘吉尔相似的，只是他关心的事情更多一些，但他没有象丘吉尔的那种长期担任部长的资历，没有作为一位领袖的相同条件，也没有相同的实际行动的经验。凡是被他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他又没有那份从他们那里取得谅解的才能。因此，他的胜利丝毫不能恢复他为其利益服务的那些人的士气，也不能消除他们的憎恨。在即将到来的战争的阴影笼罩下，经济和金融的恢复也不可能恢复在普恩加赉领导下曾一度恢复的那种健康的民族活力的意识，一度恢复的这种意识在九年困难期间又消失了，当时也曾尝试过四、五种不同而又都是未能奏效的政策。
在左翼方面，失望情绪在１９３９年３月也占主导地位。在１９２４年、１９３２年和１９３６年，激进党和社会党三次联合起来在选举中获胜，第三次还把共产党包括在内。可是这一联合在面临经济和财政问题时三次分裂（１９２６年、１９３４年和１９３８年）。历次联合都纯粹是以政治的和主要系否定性的目标为基础，因此联合的一再失败也就不难预料了。分歧来自两党首先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但两党对此都无突出表现。顽固的教条主义激情已成为它们的阻力，它们对自己的学说都是忠诚不渝的。１９３８年的失望更使人难受，因为１９３６年所抱的希望比往日更大。星期五的黄昏，一对青年夫妇骑上双座自行车并在拖斗里带着孩子上城外去度假，这已成为一个和平世界和每周工作四十小时的新希望的象征。这一希望与同时期“向西班牙送大炮”的最响亮的口号，其含义是完全不相容的。到１９３９年３月，长长的周末已经消失，共和的西班 牙也不复存在，已不能向它送大炮了。在二十年期间，左翼所实现的希望跟右翼一样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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