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国政界的右翼和左翼均告失败的结果（它们失败最惨时正值英国人民生活多年来欣欣向荣之际，只有长期失业的领域除外），双方的极端派便纷纷活动，不仅在国家体制之外另找希望，并且还效法其他国家的先例而与之相勾结。
在极右方面，①法兰西行动同盟已经从君主专制主 １７３ 义转入法西斯主义，从依靠自身力量的民族主义转入在外国庇护下的排外主义。由于它依靠的是日益衰退的传统，这是一种不可能有重大发展的运动。它的领袖夏尔?莫拉斯致力于恶毒攻击，甚至不惜煽动凶杀，莱翁?勃鲁姆在１９３５年几乎因之
丧生。①德拉罗克上校的火十字团的追随者人数要远远超过法兰西行动同盟，一部分原因是它为中产阶级提供了一些可以避免个人主义的手段，那种个人主义在二十世纪的情况下业已发展到惊人的程度，通过组织其中有些人至少还做了一些有益的社会工作。如果火十字团能有一批有政治远见和能力的领袖，它也许会形成对共和国的严重威胁；但是，也许是由于它在结构上有缺陷，或是由于组成火十字团的各社会集团对现代问题缺乏了解，又或是由于在它的领导人中多少有些顾忌，又没有胜任的能力，所以火十字团终于对任何人都没有形成威胁。在１９３４年２月６日的动乱中，②火十字团只是工具而不是领导，这场动乱大概是由法兰西行动同盟策划的，而且肯定是由它组织的，杜梅尔格总统则竟成了这场动乱的政治偶象。
尽管这样，火十字团在法国历史上还是有重大影响的。虽然德拉罗克上校的法西斯主义并不比老约克公爵的军事策略更有实效，但是他的组织所起的恐吓作用，导致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１９３４年２月６日动乱后联合举行示威游行，同年８月，两党订立了联合行动协定；次年，火十字团的行动又促使左翼激进社会党在由于动乱而下台的总理达拉第的率领下，全党加入人民阵线。最后，虽然火十字团的许多成员以后在战争中证明他们是勇敢的爱国者，但是追随这个主要是反议会制（尽管也起缓和作用）的运动的数十万人后来却成了贝当元帅反议会制政府的坚强支持者。在本书所述及的这一段时期，德拉罗克种种努力的主要效果，便是为共产党人在１９３６年取得重大成功准备了条件。
怀着发动一场政变的愿望而加入火十字团的那些最坚决的人物在 １９３５年和１９３６年纷纷退出火十字团而去加入由被开除的共产党领导人雅克?多里奥新创立的法国人民党。与此同时，法兰西行动同盟的极端分子则被１７４小的恐怖主义组织所吸收，即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通称“蒙面党”，由德隆克尔领导，并得到弗朗歇?德斯佩雷元帅的支持。多里奥的运动是更为公开的法西斯，同法兰西行动同盟的对立也更为人所共知。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则是一个专门搞阴谋活动的组织，它把炸弹放在可以嫁祸于共产党人的地方；１９３７年６月按照罗马的指示在法国暗杀罗塞利兄弟①的凶手大概就是由①关于极右翼的政治联盟，见《概览，1935年》，ii.36—38。
②见《概览，1934年》，第387页；《概览，1935年》，ii.36。
①这件谋杀案的罪责在十二年以后仍未断定。1944年，当时意大利驻柏林大使安富索、埃马钮埃尔上校和纳瓦耳少校曾为此案受审。安富索被缺席判处死刑，其他二人被判处无期徒刑。1949年10月在佩鲁贾对此案重新审判，安富索被宣告无罪，对埃马钮埃尔和纳瓦耳的判决是“指控的罪行未经证实”。《观察家 这个组织提供的。促成这些运动的动机不一定是非爱国主义的，足以证明的事实是：１９４０年以后的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就有来自这些组织的队伍。弗朗歇?德斯佩雷从１９４０年法国在军事上失败以后的态度和更倾向于共和的贝当正好相反。在消沉和沮丧的气氛中，这些极端分子至少都各自作出了反应，但他们之所以要证实自己的学派，主要还是为了进行积极的勾结。“蒙面党”人带回到法国政治圈子来的不仅是煽动使用暴力，而且还精心策划犯罪活动，他们应为此承担极不光彩的责任。
在极左方面，共产党人将近二十年来都在建设一种运动，其组织比极右方面的任何运动更为严密，更有理论训练，基础也更为广泛。诚然，火十字团有一个时期改组为法兰西社会党，其党员人数曾超过共产党，但它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共产党也曾有过它的衰落和失败时期，但它从未失去恢复和复兴的能力，它驱逐了党内的异端分子，党的实力从未受到严重损失。它终于证明自己在受迫害的情况下是有生存能力的，即使是在１９３９年以前，它已经显示出惊人的运用策略的能力，在团结群众的战术方面有运用诡辩术的能力。
法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有其国际基础的，它是法国最激烈的反军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大声疾呼的继承者，它鄙视马赛曲，它使用“普恩加赉等于战争”这类的口号。可是，它在１９３６年竞选活动中，却贴出了在凯旋门上高唱马赛进行曲浮雕复制品的宣传画，它要求的是一个“自由、强大、幸福的法国”，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所表现的肯定是一种彻底的民族主义者的态度。一旦它对马克思作了足够灵活性的解释，摆脱外国化的专门术语，形成令人回忆雅各宾时代的、生气勃勃的法国人自己的风格，它觉得披上一件民族主义的外衣并无多大困难，这与法国工人阶级的深邃本能是完全协调的。此种转变主要或许应该归功于莫里斯?多列士和雅克?杜克洛两人的杰作，他们在１９３５年的一次历史性的记者招待会上尽力说服１７５法国和外国的报界，说法国共产党既不赞成采取不符合宪法的行动，从任何意义上说它也不受法国以外的势力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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