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二十年代后期也曾作过微弱的努力，但未取得成果：世界经济萧条又加强了各国闭关自守的趋向，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不自然地发展农业，农业国家则不自然地发展工业。其结果是多瑙河贸易和整个东欧的贸易普遍减少。因为东欧国家在经济上并不相互补充，它们都有大量剩余农产品需要寻求国外市场。此种经济需要的压力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越来越严重，致使它们落入准备收购它们出口品的大国之手，德国因此于１９３９年３月前就得以在经济上征服东南欧，并以此作为政治上征服的先声。
①哈布斯堡帝国的经济统一体的情况是不明确的，大体上它所起的经济作用是落后的，帝国的居民生活水平是低标准的。“所听到的关于1918年以后这一君主国的自然经济统一体的情况比以前的多得多。”C·A·麦卡特尼：《多瑙河流域的问题》（ProblemsoftheDanubeBasin），剑桥大学出版社，1942年版，第78页］。经济上民族主义的弊病导致为过去哈布斯堡帝国辩护的争论，弗雷德里克?赫茨［见《多瑙河国家的经济问题》（TheEconomicProblemoftheDanubianStates），伦敦，高兰兹，1947年版］说继承国的国民收入减少了。而科林?克拉克的见解则与此相反［见《经济进展的条件》（TheConditionsofEconomicProgress），伦敦，麦克米伦，1940年版，第127—128页］。
（三）凡尔赛解决方案
在１９１８年出现于东欧的新国家中，民族主义是早熟的，社会是分裂的，经济是不平衡的，国际地位也是岌岌可危的。凡尔赛解决方案的力量在于它符合于民族自决的原则。它的弱点则在于它不符合于可以预见的力量均势。
凡尔赛解决方案只是承认东欧的新体制而已。①这个体制是从１９１８年而不是从１９１９年开始的；各国的革命在巴黎和会以前已经发生了；会议的主要决议，比以前每次大战结束后的任何一次会议所作的决议更多，那是由和会本身以外的力量所决定的。新体制是从下面的一股压倒一切的政治冲力创建的，也就是一股民族主义的冲力，在１９３９年３月看来，这一变化似乎是长期性的。
１９３９年３月正是强烈要求修改凡尔赛解决方案的时候，但并不要求从民族原则回到王朝主义的旧民族原则。提出的要求倒是要实现民族主义，继之以把１９１９年所理解的民族原则加以窜改和歪曲。
民主民族主义正如所有伟大的政治力量一样，也提供了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正义概念。当东欧帝国崩溃而实现民主民族主义时，对参与这一行动的人来说，它具有巨大的解放运动的性质。①ｌ９１８年象伟大的先例１７８９年和１８４８年一样，给人带来了革命告成、新时代开始、春天或黎明的幸福来临之感。这种自我陶醉的气２２７氛也许就是巴黎和会所处的最主要的政治环②
境，在处理东欧问题时尤其是这样，由此而引起的反作用便是纳粹德国勃兴，这是最重要方面之一，而且既是其原因，也是其结果。从“联盟节”引向“恐怖时期”和“法兰西帝国”以及从拉马丁、巴枯宁、马志尼引向路易?拿破仑、巴赫和加官尔的辩证法，同样也适用于从以马萨里克为其最光辉代表人①严格说来，“凡尔赛解决方案”一词用之于东欧是不合适的，因为1919年6月28日的凡尔赛和约只限于德国，只是在限定德国的东部边界时才影响东欧。协约国给东欧新体制以法律形式所根据的条约是：1919年9月10日与奥地利签订的圣日尔曼昂莱条约，1919年11月27日与保加利亚签订的塞纳河畔纳伊条约，1920年6月4日与匈牙刊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以及1923年7月24日与土耳其签订的洛桑条约（取代1920年8月10日的塞夫勒条约）。凡尔赛和约刊载于《和会史》，iii.100以下。奥地利和匈牙利签订的条约刊载于同上书，v.170以下。保加利亚的条约刊载于同上书，v.305以下。同土耳其签订的两个条约并未载入《和会史》，分别见《条约汇编》第11号（1920年），《1920年8月10日在塞夫勒与土耳其签订的和平条约》，敕令第964号，以及《条约汇编》第16号（1923年），《1923年7月24日在洛桑与土耳其签订的和平条约及其他文件》，敕令第1929号。
①L·B·纳米埃尔：“哈布斯堡王朝的覆灭”（《和会史》，第4卷，第1章，第9编）对奥地利的这一过程作了最精辟的简短叙述，尤见第90页，第113页。
②“因为昔日的土耳其已不再存在，它的继承者对帝国不感兴趣，俄罗斯成了苏维埃共和国的联盟，哈布斯堡王朝已经覆灭；凡尔赛、特里亚在和圣日耳曼条约使弱小民族获得自由。自由对这些民族来说是令人欣喜若狂的。……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都象从长时间沉睡中醒来的年青人，在清晨敞开的窗前伸展自己的肢体”（韦斯特：《黑羊和灰鹰》，ii.494），参阅T·E·劳伦斯：“仿佛就在清晨，未来世界的清新感使我们陶醉”（《智慧的七根支柱》一书被删除的序言中语，转引自戴维，加尼特编：《T·E·劳伦斯书信集》［（DavidGarnett，ed.：theLetterofT.E.Lawrence），伦敦，凯普，1938年版，第262页），以及A·N·劳伦斯编，T.E.劳伦斯后来的改写本：《东方集会》［（OrientalAssembly）。伦敦，威廉斯和诺盖特，1939年版，第142页）］。在西伯利亚，春天来临得稍许早一些，大约在1904年：“革命一代的青年和工人运动的青年恰好相合。这是十八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时代。超过那 物的解放了的东欧引向１９３９年３月的东欧，这时主宰东欧的是业己成为德意志帝国元首的一个东欧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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