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经济、社会和行政改革的计划当然不能视为政治上移交的序曲，而是为了保持法国统治权的一种手段，使之更易为广大人民所接受，从而防止民族主义理论的传布。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２日，总督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必须留神观察这个民族主义运动，但也要给以同情。
我们对摩洛哥民族主义者的公正批评是，他们操之过急，尤其是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同胞前面走得太远了。在我们设立的学院里读过书的摩洛哥人同在阿特拉斯高地的柏柏尔人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因此，我们必须要求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信任法国，而我们自己也须对他们加以遏制，使他们不致走向极端。
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宣言给了摩洛哥民族主义者这样一个印象：盎格鲁撒克逊人会积极努力使摩洛哥获得完全独立。实际上，英国和美国已经表明，他们对这个４３９保护领地唯一关心的是这里应该维持良好的秩序。摩洛哥当局因此确信“独立”这个词必须从人们的心里和嘴里去掉。
青年民族主义者的反应是以备忘录形式提出了他们对拟议的改革毫无建设性的批评。同时，他们继续进行地下宣传运动，迫使法国人不得不“多少改变一下我们以前确实已经是过分仁慈的态度”。诚然，在１９４４年１月动乱中被判处徒刑的那些人中已经有三百八十七人在７月份开释，但穆斯林的政治性集会再度被禁止，而且只有直属政治处或得到政治处鼓励的一些阿拉伯语报纸才能获准发行；从１９３８年起，穆斯林一直被禁止成立工会，因为它们无疑会成为政治活动中心。尽管如此， １９４４年冬到１９４５年春在中东成立的阿拉伯联盟对摩洛哥民族主义者是一个鼓励，他们在开罗的代表是一小批流亡者，组成“保卫委员会”；他们津淳有味地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和得土安电台的阿拉伯语广播，内容是有关那些已经取得主权国地位的或者正在向这个目标迈进的阿拉伯国家的消息。１９４５年２月和３月，当年青的苏丹在访问摩洛哥南部的马拉喀什时，民族主义者借此举行示威运动表示拥护。据报道，他对这些运动表示同情的关心。３月１９日，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人之一穆罕默德?亚齐迪向总督和美英两国的领事馆提出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给予“摩洛哥直接参加即将召开的各种国际会议的权利”。
因此，虽然使摩洛哥在政治上的统一一直受到阻碍的种族、语言、阶级和宗派的分歧仍旧是一个强大的离心力量；但是民族团结的观念已经开始增长，而且（尽管人民对许多以苏丹的名义协助治理这个国家的摩洛哥人的自私自利常常提出批评）也已开始在年青的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福五世这个人身上找到了效忠的中心。
正在为其自己的人民从失败、占领、清洗、报复等乌烟瘴气的气氛中求得解脱而进行着斗争的法国政府，战后还要凭借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改革以及通过教育来继续努力博得摩洛哥人民群众的效忠，而法国政府在当地的工作人员这时却继续对这个还在青春期的民族主义运动交替使用残暴的镇压和不足以置信的妥协两种手法。但在１９４５年，情况已很明显：只要马格里布对自治的期望（他们所处的阶段比埃及、伊拉克、印度要晚二十年，比近东国家晚十年，而英—埃苏丹当时已后来居上）继续受到中东泛阿拉伯中心的鼓励，只要法国以前由于移住民和行政人员不妥协而推迟了的改革和让步还总是“太少太迟”，那么将来政治上的紧张局势必然有增无已。
一个敏锐的法国观察家说过，战争已经大大地强化了一个强有力的基本因素：
东方对现代（即西方）文明已失去信心，缅怀自己昔日的伟大而自我陶醉，力图在种族团结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西方人道主义准则的基础上重组古老的帝国。法国在摩洛哥遭到的困难或许只是在东西方之间的斗争中的一个插曲，在这种斗争中，归根到底，精神因素所起的重要作用远远大于物质力量和权力角逐。
蒙塔涅：“东西方之间的摩洛哥”，《外交》季刊，１９４８年１月，第２６卷，第３７２页。然而，目光不甚远大的法国人已有迹象表示由于美国国民在北非政治和贸易方面的活动，准备让美国扮演无执照营业者的角色，如同他们已让英国在近东扮演的角色那样。在摩洛哥，特别使法国人恼火的是，美国在几个大国中独自保持着法国在建立其保护领地之前就获得的治外法权；参阅安德烈?德洛巴代尔：“美国在摩洛哥的司法地位”，《当代经济》（Ａｎｄｒéｄｅ Ｌａｕｂａｄèｒｅ：“Ｌ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ｊｕｒｉｄ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Ａｍéｒｉｃａｉｎｓ ａｕＭａｒｏ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ｅ）， １９４９年１０—１１月，第２７—２９页；塔亚尔：《摩洛哥民族主义》，第１５１—１５２页；让?巴尔当纳：《清真寺荫影下的雷达》（ ＪｅａｎＢａｒｄａｎｎｅ： Ｌｅ Ｒａｄａｒ àｌ’ｏｍｂｒｅ ｄｅ ｌａｒｎ ｍｏｓｑｕéｅ），巴黎，西博内， １９４７年版，第１８７—１９４页；萨拉森：《阿尔及利亚危机》，第１６２页。第四编 苏联与中东１９３９—１９４５年 第一章 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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