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局面给英国和自由法国双方领导人之间造成了如此之多的产生误解的机会，那就必然会在负责执行他们“协议”的下属之间引起种种麻烦。显然，英国停战委员会觉得，对付即将离开的维希分子要比对付敏感的自由法国人容易些，尽管贾德鲁笔下留情，对此未作详细叙述。英国人对待战败的敌人，犹如在一场足球赛后胜队对待负队那样，英国人的这种固有习性，不能指望自由法国人能够理解：断定英国政治机关已经决定要把法国从近东地区撵走却是比较简单的。自由法国人数较少，而物质上又完全依赖英国，因此他们不可能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完全独立地把领土管制权接收过来。由于需要把近东国家与中东防御体系融成一体，英国人在那里建立了海、陆、空三军的编制，而它们的参谋机构有一个习以为常的倾向，在获准进入一个新的活动领域时，就要扩散开来。斯皮尔斯联络代表团、英国安全代表团１１７和战地安全部不久便有一大批进行政治和安全工作的军官和军士散布到全国各地；其中有些人自然是由于他们有阿拉伯世界的阅历而入选的，这一事实只能证明法国人所怀疑的“殖民部和情报部的阴谋诡计”。自由法国对这帮可憎的英国佬也好，对他们自己那些缺乏经验的行政管理人员也好，都是耿耿于怀的，以致对那些准备继续留任原职的前维希文官和商人，一律表示欢迎，也不要求他们宣布效忠于自由法国运动。这些前维希人员被人私下里起了个绰号。叫做为了饭碗而归顺的人们（ｌｅｓ ｒａｌｌｉｅｓ ａｌｉ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近东地区是他们全部物质利益的所在，他们的一生大半都是在那里度过的。这类人对英国人在法国委任统治地上的存在，对英国人声明的目的，说要“不断增加叙利亚人在行政机构中的比例”，不等战争结束就产生“一个独立的叙利亚政府或几个政府”，自然抱着非同一般的怀疑态度，视为对他们的生活来源的一种威胁。１９４２年春，英国发觉，有必要设法获得不大情愿的自由法国人同意。把那些先前支持维希的人员中的一些恶劣透顶的捣乱分子清除出这个国家。威尔逊写道：“人们随时都感觉得到，法国人和叙利亚人之间的恶劣关系，比同黎巴嫩人的关系更加不好，因此我们有必要告诫我们的军官，不要受人利用，给人家做探产”；一位特派记者后来曾响评论说，英国人倾向于“对法国人中间的颟预无能，有时甚至营私舞弊，表示屈尊俯就的不耐烦”。贾德鲁宣布叙利亚正式独立时，《泰晤士报》在一篇社论中（１９４１年９月２０日）再次强调５月２９日艾登在伦敦市长官邸讲话的言外之意，这种做法不太策略：
阿拉伯联盟是中东许多阿拉伯人长期梦寐以求的理想。
不管这种理想在不久的未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但地中海东岸阿拉伯各国在１９１９年实行的划分，无论就阿拉伯人的感情，就其历史传统，或者就其是否切实可行来说，显然都不合理。当时英法之间的这种利益或势力范围的划分，已证明对一切有关国家都有害而无益。……既然叙利亚在英国和自由法国部队的共同努力下，己从轴心国的阴谋中解放了出来，巴勒斯坦也己安全无虞，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在它们之间永久保持一种纯属人为的区别。
事实正如格拉布帕夏公开评论的那样：
两国派往当地的代表时常受到批评指责，说他们居心不良，妒忌猜疑，心胸狭隘。这样的指责并不一定公正合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思想结构不同，当一个问题同时提交双方时，他们极少作出同样的答案。因此法国和英国对阿拉伯人的政策，即使不是截然相反，也有根本的分歧。他们采取各不相同的一套办法，并不是出于相互怀有敌意，而是因为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同。每个１１９政府都认为，只有它自己的政策是明智而合乎逻辑的。当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戴高乐显然就已希望能够同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有代表性的团体达成一种政治协定。６月１４日，自由法国驻伦敦政治部得悉，戴高乐打算在战斗停止时就召集叙利亚和黎巴嫩议会，而且已经内定贾米勒?马丹为未来的叙利亚政府的首脑，此人曾在１９３６—１９３８年流产了的条约谈判期间，同法国进行过谈判。６月２４日，戴高乐任命贾德鲁为总代表时，写道：你的任务是：不论何时，只要有可能，就须建立充分代表全体人民的国民议会，并组成为这些议会所信任的政府。……
尽管由于法国军队的暂时失利造成了混乱，破坏了秩序，尽管进犯我国的侵略者施展阴谋诡计，我们必须把１９２３年由国际联盟批准的法国委任统治执行下去，直到时机成熟，委任统治可以有效地终止之时，法国的工作必须继续下去。
因此你要以 １９３６ 年同近东各国订立的联盟条约作为同他们谈判的起点。你要向近东各国政府提出，为了适应在这次战争中共同防御的需要，必须共同采取一些临时措施，这些措施也将是为此目的而达成特别协议的目标。
我负责在适当的时候通知国际联盟：在近东以新的政权代替委任统治政权，它将努力实现委任统治建立时所要实现的目标。贾德鲁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要取得“独立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对法国的特权地位的承认，并认为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认为叙利亚民族集团的“不妥协的民族主义”的影响已趋衰落，因此遵循戴高乐的意见，首先借助于１９３９年７月辞职的前总统哈希姆?阿塔西，想把法国人在同年同月暂时停止的宪法和议会恢复起来。然而，通过四次会议，关于“未来政府的组成及其纲领，所要订立的条约的内容及其批准程序以及在战争期间法叙关系的总的概念和具体细节”，他都未能从阿塔西那里得到他所要求的“明确答复”。这位谨慎的叙利亚人却声言，他必须同其他的政界人士磋商：于是贾德鲁决心去依靠一个临时政府，它无需召开议会而可行使权力。他要物色一１２０个人做它的首脑，此人须是意志坚强，行动果断，能够顶得住民族主义分子，还要有一定程度的公众支持，并且还得是经过充分考验的、真正的法国的朋友，以订立法国所希望的条约来报答法国恩赐给它的独立。他找到了谢赫?塔杰丁?哈萨尼这么一个人物，在他的笔下，此人颇得大马士革保守的中产阶级和温和派的支持，在下层阶级中深受爱戴，同时还得到阿拉维和德鲁兹首领们的信任，他们都希望摆脱大马士革的中央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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