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夫脱党仍拒绝合作。
２０３ 由于运输困难，英国向埃及所购１９４０年生产的棉花至多只运出了百分之六十。为了不使埃及棉花落入不友好的中立国家之手，而又不使埃及经济受到损失，英国曾于１９４０年８月以两千五百万英镑左右买下了埃及１９４０年的全部产量。虽然埃及农业部已经劝告减少棉花种植，种植人依然指望英国会再次收购１９４１年的全部棉花收成，且会提高价格，因为生产成本增加了。他们还期望战后也会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样，出现繁荣局面。不过，英国政府却不愿如此遭受盘剥，只同意按上一年的价格与埃及政府分购当年所产棉花，最高额不超过八百万埃担（三十五万吨）。埃及首相在作此宣布的同时，把规定来年植棉面积减少近百分之二十五的法律递交议会讨论，随后又宣读了英国大使的一封信，声言：本届议会如不通过此项法律，英国政府就将认为不再负有收购的义务。当指出由于埃及货物无法出口，其棉花价格不能随美棉价格（已经上涨）核定的时候，贪心重利的地主和商人都不信服，有些人甚至主张埃及政府收购全部收成，并以此作为储备，发行必要的公债以解决支付问题。政府坚决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在财政上和经济上都不妥善，但最后，为了安抚他们，却不得不牺牲埃及纳税人的利益，提出对全部棉花收成每埃担付给四十皮阿斯特（八先令）的附加费。
政府此时又面临肉食业出现的危机，开罗和亚历山大的肉食供应已经中断数日。零售商诉苦说，他们无法按管制价格出售，因为他们不得不以高价向批发商买进；而批发商则又抱怨牲口贩子索价太高。物价委员会于是决定提高价格，同时颁布一项法令，规定对牲畜实行征购。在此之前，其他一些商品如食糖、石蜡、棉线等等，也发生了严重危机，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实行征购办法。这时另一个困难是开罗电车和公共汽车司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以敷日益增涨的生活开支，据估计，当时的生活费用已为１９３９年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二，并正以每月百分之四的速度继续增加。罢工很明显是由王室子弟、工会主席纳比尔?阿巴斯?哈勒姆组织的，他声言，工人几经努力要求政府考虑他们的情况，但均遭失败，最后才不得已举行罢工。当首相向纳比尔保证半月之内满足某些要求之后，罢工宣告终止。９月２４日，军方发布命令，宣布严惩囤积居奇或违反管制价格的生产者或商人，并规定强迫申报库存物资。９月２９日，内阁同意凡月薪不满十英镑的职工一律增加百分之十，此项标准经与主要私营企业的董事们商定，同样适用于他们的企业。与此同时，政府发出正式警告，凡企图罢工、煽动罢工或制造事端者都将严惩不贷。
虽然证购了大量食品，并努力实行价格管制，危机却更趋严重。 １０月２日，供应大臣宣布，自５日起开始配给含有百分之八十五小麦和百分之十五大米的面粉，磨坊主和商人还必须在１０月５日前申报所有与官方规定比例不符的面粉存量，面粉商拒不服从。１０月８日，开罗面包商由于无法弄到面粉，被迫停业；据报道，位于三角洲的扎加济格市已有四天不见面包。不过到 １０ 月月中，首相就宣称已作好安排，将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口大 ２０５批小麦和玉米；２０日，供应委员会也已能宣布本国储备的小麦和玉米正在运抵开罗了。与此同时，政府发出呼吁，要求种植人将棉田面积减低到最近法律规定的最高限度以下，以改种粮食，还提出凡种植粮食超过规定限额者受奖。第五纵队当然不会坐失时机，他们立即指责英国囤积埃及出产的粮食，造成了粮荒，其实英国在１９４１年所购粮食还不超过全部产量的百分之二，而在１９４０年则是应埃及政府的请求而购买的。再一个困难是由于囤积贫民日常购物不可缺少的小辅币而造成的，要兑开一张一镑的纸币就得付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六的贴水。据统计，纸币的流通量与战前相比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五皮阿斯特与十皮阿斯特（一先令与二先令）的辅币增加了百分之百，而小辅币却只增加了百分之十二，同时，突然回收第一批发行的十皮阿斯特的纸币也造成恐慌。但在１０月底，据宣布，价值十万英镑的小辅市正从伯明翰运来，另有七万五千英镑的银市将由国内铸市厂铸造。此外，由于棉织品生产战前只占消费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加之１９４１年进口棉布又降低到１９３８年大批进口的百分之四十四，于是又引起衣着奇缺。国内生产当时已经扩大，工厂主也被强迫生产一定数量的“大众棉织品”；但在向各省、各县分配时却需“根据购买力和心理上的地位加以调整，结果等于城市的配给量两倍于小的城镇，三借于乡村”。
１１月议会复会时，经济情况仍无好转，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又立即引起了争购进口货，尤其是美同货。这种不论价格只顾抢购的现象促使商店老板把价格又提高了２０６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而另一方面，议员菲克里?阿巴扎则埋怨说，政府要商号与政府一致行动，将雇员的最低工资增加百分之十的建议，没有收到什么效果，或者根本无效。１２月末，亚历山大和苏伊士再次发生面包和面粉短缺现象，其原因不一，有的由于种植人、商人和消费者的囤积，有的由于规定面粉掺合玉米粉和米粉后面粉厂的工作混乱。据农业部估计，消费者的粮食需要量总共短缺百分之九。下一季节作物播种数量和面积分配虽已作出规定，但却迟迟未经落实，阻力主要来自大地主集中而又为资本家伊斯梅尔?西德基所把持的“农业协商委员会”，《金字塔报》和其他报纸对此纷纷提出强烈抗议。《金字塔报》（１９４２年１月１２日）指责某些人由于不愿“开罪大多数种植人”而对此事听之任之。政府乃提出建议，将棉田面积作一定程度的削减，做到通过鼓励种植粮食，可望增加粮产二百七十万伊尔达卜（ｉｒｄａｂｂ），以此弥补预料的不足之数。但是华夫脱党则要求完全用进口来弥补差额，并且质问：战争如果很快结束而埃及却有大量余粮在手，后果将会如何？在１９４２年１月１９日的第二次辩论中，伊斯梅尔?西德基争辩说，战时匮乏是不可避免的，按现有面包供应量削减百分之七点五左右绝不致造成饥荒。如果不作削减，国家的整个经济结构势必崩渍。棉花仍旧是埃及经济的根本。但是首相提醒议院，英国不会以高于１９４１年的价格购买１９４２年收获的棉花，甚至很可能降低价格。供应部大臣并宣称，大家作为依据的粮食差额数字是过于乐观的，实际的差额不是二百万伊尔达卜，而是四百万，近乎消费者需要量的百分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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