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的事情，是他在允许自由选举之后，中止了党的祭司的王位继承式统治。因此，现在研究苏联文明的考古学家，有充分理由把苏维埃国家的实际终结日期由1991年12月或者8月改为1990年3月，当时人民代表大会投票赞成修改宪法第6条，使苏共失去了垄断国家管理的无限期许可。戈尔巴乔夫是不是太幼稚了，以至不明白他在冒什么风险吗？当然不是。他只是看到，如果不及时改变方针，无论是苏联还是世界就可能面临两个灾难：苏联流血的萎缩和可能爆发的核冲突。如果把什么都归咎于他的话，那就太乐观了。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与历史争论到底(2)
今天，回顾过去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明显过高估计了一系列说明当时苏联国内局势特点并且影响到世界形势的重要因素。首先，是苏联社会的民主成熟的程度，特别是党的高层官僚顺从地跟随他登上真正的民主改革的断头台的准备程度（现在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从前的党的官僚及其青年一代欣喜若狂地急于重返他们所习惯的在独裁制度下的勤奋的仆人的地位）。
与充满浪漫主义情绪的总书记和他的几个战友不同，他周围其余的人性格阴沉，他们完全不想赋予“现实社会主义”以人的面貌，即不想在20年后重复在他们看来哀伤的布拉格之春的实验。戈尔巴乔夫和姆利纳日这两个大学时期的朋友1993年重逢，他们这时都体验到了失望的痛苦和被实际流放般的孤独（姆利纳日去奥地利，戈尔巴乔夫去莫斯科郊区的别墅）。难怪他们互相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是否应该开始成功机会如此少的改革呢？值不值得尝试改革（也就是拯救）无论如何注定灭亡的东西呢？
虽然相似的命运把他们连在一起（1968年进入布拉格、1991年封锁了戈尔巴乔夫在克里木的别墅的苏联坦克碾碎了他们的意图），这两个朋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不一样的。“历史乐观主义者”戈尔巴乔夫甚至认为叛乱也是对改革的正确性的肯定：“我的对手们明白，他们无法用政治方法对付戈尔巴乔夫——对他们来说剩下的只有强力。”“历史现实主义者”姆利纳日指出他们两个人最终都没有能够把想好的事情进行到底，他呼吁对所做的一切进行批评分析，以确定在哪里犯了错误、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戈尔巴乔夫确信，纵然党的机关成熟程度不够，然而苏联（俄罗斯）社会大部分人的成熟程度已经可以进行民主改变，可以同数十年（确切说是几个世纪）实际在封建般依附于极权主义官僚国家的条件下的生活方式彻底决裂，同时苏联具有真正发达的现代经济潜力，这种潜力能够转变为自我调节并在放弃行政指令性管理、取消军事定货和冒着残酷无情的竞争火力进入世界市场这样的条件下生存下来，这是第二个幻想。
这一错误认识对改革的政治命运产生了致命影响，使戈尔巴乔夫和他的班子失去了他们的主要资源：居民的广泛支持，因为居民对所允诺的变化结果已经等烦了，他们早在1991年8月模糊不清的民主方案被压在坦克履带下面之前就抛弃了它。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改革者当中是一位鹤立鸡群的人物：他认为不能通过“铁腕”和强制，而应通过释放社会内部的力量来实现真正的深刻变化。应当说，前共青团领导人和党的工作人员得出这个结论是不容易的。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曾经说过：“一个典型的苏联人，是苏维埃国家的两个主要化身即监狱和幼儿园的影响的产物。”一项最艰巨的任务落在了改革者戈尔巴乔夫的肩上：使自己的同胞摆脱某种遗产和敞开监狱的大门实际上比关闭幼儿园的大门要容易。
但是不应该忘记，他本人也曾经走过了一条内心解放的道路。随着自己的方案的实现，他为自己提出了愈益新层次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一点。弗朗索瓦·密特朗认真关注着苏共中央总书记在苏联马戏团圆屋顶下面不系保险绳表演的“致命节目”，他曾经对自己的亲密朋友罗兰说过：“戈尔巴乔夫使我想起决定用油漆盖住自己家墙上污点的人。但是在开始刷墙的时候看到一块砖在晃动，试图把它换下来却弄塌了整堵墙，在重新砌墙的时候又发现整个房基都腐烂了。”
最主要的建设者的方案发生了改变，同时他的内心发生了紧张的心理活动，他在担任斯塔夫罗波尔的书记时走进了改革，无论是从前的勃列日涅夫政治局中的委员，还是后来的叛乱分子都有充分根据一致投他的票，但他与他们不同，实质上通过改革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戈尔巴乔夫在他与姆利纳日对话的那本书的序言中写道：“我开始改革的时候，我关心的主要是政策。我认为必须彻底改变苏共的政策，因为苏共把国家引入了一条死胡同，把世界推向了核对抗。”也许，在探索“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时候走过漫长的路之后才确信，路的尽头是一个致命的选择：要么是劳改营要么是叛乱，戈尔巴乔夫（还有我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结果他不得不放弃最初所宣布的目标。已经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人道化”，甚至不是打碎从前的制度，而是摆脱从前的制度，从以前的典型苏维埃人身上克服和“挤掉”共产主义，这成了改革的奢望。任务与其说是政治性的，不如说是心理的和存在主义的。对戈尔巴乔夫而言，改革从成熟的政治改革方案变成了真正的文化革命的想法。现在他在说明这个想法的时候讲了他作为总书记和总统不能说的话：“为了取得所设想的成果，应该用一代到两代人的时间来衡量改革的时期。”显然，这样的时间表不可能让迫不及待期待向好的方面转变的社会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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