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信，社会流动机制，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内，在建立在已经死亡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国家中，是这样运转的：只有傻瓜或者由于不断做出蠢事最终也会变成傻瓜的无耻之徒能够升到“最高层”。我记得，在我工作的研究所里面讨论过我们所长能不能当外交部长的问题。我当时说，他所长还是能当的，但是他别想当部长，因为部长应该更蠢。政治局委员的照片令我感到是对这个观点的充分证明。
现在我明白，我当时这个非常坚定的信念与戈尔巴乔夫的出现是完全矛盾的，也是不正确的。但是现在在我思考戈尔巴乔夫在党内一帆风顺的仕途时我又产生了某种困惑。我认为，他的掌权是比中彩的可能性更小的一个历史方案的实现——有这样的事，但是机会很少，寄希望于此是愚蠢的。
改革
我当然听说过被选为总书记之前的戈尔巴乔夫，但是我认为他是众多毫无个性的上层人物之一。我记得，当阿尔巴托夫的一个熟人对我讲阿尔巴托夫院士在想方设法与戈尔巴乔夫建立良好关系的时候我是多么吃惊（他说：“他在加工戈尔巴乔夫”）。我非常吃惊，问道，为什么恰恰是加工他。他回答：“他前途无量。”在戈尔巴乔夫掌权之后，令人感到他显然是一个真正地有意识地使国家走向自由的人，我感到震惊。戈尔巴乔夫完全不符合我的模式，我认为他是命运赐予的一个机会：不要改变这个模式并开始通过政变和“苟延残喘的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有计划地、而不是灾难性地走向民主。
我当然不认为戈尔巴乔夫可以把我们领入“资产阶级的民主”——我觉得这是相当遥远的前景、是当时离我们还没有这么近的21世纪的问题。我认为正是“改革”、“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改良”是现实的前景。我认为，当然能够把苏共改造成社会党、议会党，一个能长期保持类似于印度国大党所起的作用的党，这个党能够不断在选举中战胜涣散的、没有能力联合的各种激进分子的反对派——共产党正统派、资本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各种民族主义者和分离主义者。这样的党统治25—30年——那时就可以开始思考下一步的事情。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我才第一次出国。派我去芝加哥参加美国一个讨论改革的会议（我当时大概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会议，现在则完全不记得了）。在我发言的时候，大厅里的一个美国人向我提问：我是否相信能够在保留苏共政权的情况下实现民主化。我回答说：英国是与美国同样自由的国家，但它是君主制，甚至有参议院和国立教会。既然可以给中世纪的君主制形式注入新的内容，为什么不能给苏联政权和苏共的形式注入新的内容呢？
我为“新思维“感到喜悦。我觉得眼前正在发生一个伟大的进程——各种意识形态和宗教、各种接受了普遍的自由主义价值的精神传统又加上了一个伟大的意识形态和传统——共产主义。我觉得戈尔巴乔夫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近似于约翰二十三世和约翰·保罗二世的作用。天主教能够反思自己的过去，反思宗教裁判所和十字军东征，但同时能够不放弃过去，为当代民主世界加入自己的“音符”。我想我们也应这样反思自己的过去，但仅仅是反思，而不是简单地否认过去，并且为当代民主的“大合唱”加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固有的对“光辉未来”的追求、对全人类建设的热情。我觉得当代“自由世界”缺乏这一点。
我的处事之道发生了改变。我从来不是“爱国主义者”。我认为，国家是不能选择的，既然你生在这个国家，就应该努力使它变得更好；我从来没有想过迁移到西方，但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国家骄傲过，虽然我并不像我的许多熟人那样认为它是十分可怕的和毫无希望的。相反，我不喜欢与外国人交际，因为我总是为我是俄罗斯人而感到少许羞怯。只有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我才体验到以前我从未有过的对自己的国家和国家领袖的骄傲感。我记得我在家中看电视的时候说过：“先生们，正在发生的事情多么美妙！我们的总统在会晤美国总统，显然我们的总统更聪明更出色。”这种十分令人愉快的、此前我从未有过的感觉在1991年之后重新完全消失了，但是我感谢命运和戈尔巴乔夫，毕竟我在度过余生之前体验到了这种感觉。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人文科学工作者眼中的戈尔巴乔夫改革(3)
同时有两个问题困扰着我。首先，我当然想参加这个进程，并且想帮助戈尔巴乔夫。但是转而研究当代苏联问题以及从事政治活动，过去完全没有列入我的个人计划。我曾有固定的生活计划和学术研究计划，我不想打破它。我逐渐对当代“改革”问题有了兴趣（我也是被吸引的），但是我抗拒过，并且与过去彻底决裂，在改革结束后放弃了自己从前的计划。第二个问题则复杂得多。我一直认为，在人文科学的任何一位诚实的研究者那里，在一个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这种意识形态逐渐成为天然的、主要的敌人。我甚至认为，我不应该出版不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矛盾的著作。我有时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通过查索引看他们就该问题写了些什么，而且总是能找到合适的话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话。但是我从未引用过列宁的话，因为我认为这对我而言已经是妥协。我曾觉得写诸如“列宁是一个伟人，十月革命具有伟大的理想”这样的话简直是可耻的。但是现在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景。戈尔巴乔夫的意识形态和唯一能够成为改革的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是“非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理想”、伟大十月革命（它的目标后来被“歪曲”）理想的意识形态，是“全人类价值”占首位、同时保留对待这种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态度的意识形态。既然我想帮助改革，我就应当开始说和写与我此前所做的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如此，我在“进步出版社”出版的当时深受欢迎的文集中发表了几篇文章（《别无选择》，《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思考》，《在通向信仰自由的道路上》），在文章中我的调子发生了明显变化：我没有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是真理，而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俄国和世界文化的伟大传统，应该非常认真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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