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是“斯拉夫主义”。在1960年代甚至在1970年代初，从官方的经院哲学“后退”到列宁的著作，随后“后退”到马克思的著作（早期马克思的著作非常流行）、黑格尔的著作（及其分支）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民粹派的著作。我记得1967—1968年我曾经读过别尔嘉耶夫的著作，并对我的一位精通列宁、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粹派的同志说，别尔嘉耶夫是一位非常令人感兴趣的作者。得到的回答是：“是的，我一直想读他们当中某个人的作品（俄国唯心主义者哲学家们），只是老没功夫。”在1970年代—1980年代初大家开始读俄国宗教哲学家们的著作，因此没有功夫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对俄国唯心主义思想的痴迷能够与西方主义结合在一起，但是往往导致某种程度的法西斯主义式的“爱国主义”，它把十月革命说成是犹太人的和共济会的反民族主义阴谋的结果。这种意识形态对官方教条的否定甚至比“西方主义的意识形态”更加激进，但是对于政权来说这种意识形态也是安全的。因为这样的爱国者把苏联视作在20年代的“犹太人的坏影响”之后复兴的新的俄罗斯帝国，而把自由派和持不同政见者削弱政权的尝试看做犹太人和共济会的阴谋的继续。在我的圈子里这种倾向的代表人物并不特别多。西方主义占主要地位，于是“爱国主义者们”感到自己受迫害。但是西方主义者们却极其害怕“爱国者”，因为认为政权支持他们，并且认为他们在民众中扎根很深。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人文科学工作者眼中的戈尔巴乔夫改革(2)
可见，在知识分子当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那些完全否定官方意识形态的教条、但是没有要求任何社会积极性、任何革命活动或者改良活动的意识形态潮流和情绪。在从1970年代初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的整个时期，我不记得与朋友们在谈话中议论过一次改造社会的计划，虽然许多谈话是相当坦率的，而且在我的熟人中有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和与持不同政见圈子有联系、后来迁移到西方并且在那里相当活跃的人。但是在西方他们也没有把任何他们在国内秘密酝酿的计划公诸世人——根本没有这样的计划。
我写这些是为了说明一个想法：戈尔巴乔夫生不逢时。如果换一个历史场景，而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改革的意识形态最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改良意识形态，改革是姗姗来迟的苏联的布拉格之春的方案）来得早一些的话，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更多的社会主义”以及“列宁的教导”就不会处于真空之中了。在1960—1970年代之交有许多能够无限忠诚于他和他的事业的人，有许多能够成为他的“军队”无私（或者有节制地自私的）的士兵和军官的人。只有像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改良，通过“退回”到列宁、“退回”到马克思，才能在苏联实现渐进的民主化。但是为了进行这样的改良需要至少能够真正理解这些思想的人，他们不是把改良理解为掩饰，理解为形式，而是真正的理解。在1960年代这样的人有很多。在1980年代他们消失了。
我应该讲一讲自己对改革前时代的看法。
真实地回忆你在20年前的想法是很困难的。人的记忆力是这样工作的，人会忘记不符合他对过去事件和过去自我的现在反映的东西，把符合的东西挪到被忘记的东西的地方。像各民族创造关于自己的历史的溢美之词一样，个体也进行这样的创造，并且自己真诚地相信它们，相信关于自己的回忆的这些溢美之词。社会学家知道，如果现在对人们10到5年前的投票情况进行调查，得到的数字将与当年的投票实际数字有很大不同，而且符合现在的好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并没有撒谎——他们真的是忘记了过去并且把所想象的东西挪到了真实的过去的位置。现在你找不到一个会回忆起他是怎么赞美叶利钦的人，而再过一段时间将很难找到一个记得他是如何赞美普京的人。我将努力作准确的回忆。
我的观点是一种我讲过的消极西方主义的方案，带有一些由职业（宗教史）和纯粹个人特点所引起的细微个体差别。当我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我自己研究过的信奉不同教义的教派在教会普世会议上的斗争与我们从苏共历史教程中所学习的列宁时代党代表大会上的斗争之间的相似之处令我震惊。我明白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一种宗教。我认为有许多不同的宗教，它们兴盛过，然后逐渐衰落。在苏联，在我生活的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宗教，它现在正在消亡。当然，这不是“真正的信仰”。但是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信仰。我不憎恨苏维埃政权，也不憎恨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我认为我的职业责任是探索现实的社会发展机制，不断与官方教条进行斗争，这并不太危险，因为我研究的东西是相当“秘密”的。
在1970年代—1980年代初，我深信苏联政权注定灭亡，因为作为它的“灵魂”的意识形态眼看着已经死亡或者正在死亡。所以我认为政权做不出特别不好的举动——我的圈子中的许多人所固有的对重新开始“拧紧螺丝”的恐惧，对于我来说没有意义，因为我认为政权是一个软弱无力、日渐消瘦的老人。我把制度的演变定义为“向自由主义过渡的腐败”。我相信，最终应该建立西方模式的制度，但西方模式当时（现在也一样）对我而言并不是理想，而只是人类发展的一定的阶段。但是我并不相信这种制度能够在我的有生之年建成，它对我而言是相当遥远的前景。我觉得在苏联政权和民主之间应该有一段在保留苏联制度基本轮廓的情况下彻底更换意识形态标记的时期。我把这段时期定义为相对不长的“苟延残喘的法西斯主义”时期。“苟延残喘的”——因为就整体而言强大意识形态的时代结束了，未来的法西斯主义只能是“勉强的”和不严重的。我一度觉得索尔仁尼琴可以成为这种制度的官方思想家。我一直在琢磨各种我觉得好笑的来自后苏联时代的报纸的公式，在这种公式中标记的更换与内容的保留结合在一起——“圣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这位农村村社的社长在关于新品种玉米的会议上讲到，庄稼人喜爱地把新品种称为‘白卫分子’（或者‘弗拉索夫分子’）”。苏联政权的垮台和“法西斯主义”的上台当然会带来我非常害怕的某种社会剧变，但是我希望我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是我不知道这种垮台会以什么方式发生。我一度认为会发生军事政变。这种模式总的来说并不是不真实的，而且甚至部分地实现了。但是在它里面没有戈尔巴乔夫。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