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迅速失去了声望，成了所有指责和嘲讽的主要靶子。我觉得在对戈尔巴乔夫的指责中表现出奴隶心理。当所有人都无所事事、一言不发的时候是危险的。但正是戈尔巴乔夫使对政权的指责成为可能，而且显而易见的是，他不会对指责者构成威胁。当时所有人一下子向给了他们自由的人猛扑过去。就像被关在笼子里哀嚎的狗，一旦它们被放出来，立即会扑向打开笼子的人。我认为在表面的公开的民主激进主义后面隐藏着摆脱自由的愿望、回到极权主义的下意识的渴望。
戈尔巴乔夫在劝说和解释，他在寻找“协商一致”，他可以表明他自己不知道下一步往哪走，这一切都激怒了人们，他是民主派的政治家——这也激怒了人们。令我生厌和恐怖的叶利钦是个“瞎子”。从我的角度看来，他在干荒唐事。他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改变着政治观点，令人感到他为了得到权力可以充当任何角色，哪怕是伊斯兰教徒。我认为他是一个在智力和道德上反常的人物。但是他是一个激进分子，是一个以不寻找“协商一致”并准备摧毁和破坏一切的人的口气说话的果断之人。
民主派知识分子竟然把这样的人作为自己的偶像，令我感到无比羞耻。叶利钦成了革命领袖和新的俄罗斯国家的奠基人，成了我们的乔治·华盛顿。我认为，国家是什么样的，乔治·华盛顿就是什么样的。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人文科学工作者眼中的戈尔巴乔夫改革(4)
我知道戈尔巴乔夫对局势失去了控制，但是我希望一切都能够应付过去。我越来越觉得，已经是停留在一定水平的自由上不再往前走的时候了，是适应这个水平、“消化它”的时候了。
我现在仍认为，始终可以改变和保留苏联共产党（用另外的名称）和苏联（当然不是永远，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永远保留，但保留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可以的）。需要的只是及时地“嘘一声”。我一直在等待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戈尔巴乔夫不想这样做，而且也没有这样做。
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出现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十分矛盾的。如果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戈尔巴乔夫的心血的话，我就会举双手表示欢迎。顺便指出，我同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看法，即他们竭力阻止并终于使之未能签署的那个条约意味着苏联的灭亡。但是领导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是一些不太招人喜欢和“令人费解的”人。不清楚他们想干什么。清楚的只有一点，他们不想流血（与后来毫不迟疑地在莫斯科和车臣大开杀戒的叶利钦不同）。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召开了那次著名的新闻发布会之后，令人感到他们不会有任何结果。我记得我母亲（我妻子和孩子当时正乘坐客轮游览伏尔加河）这样问我：“今后会怎么样呢？”我回答说：“不会有任何结果。”我甚至有这样的感觉，“叛乱”的组织者发动“叛乱”是为了“免得良心受责备”，是为了能说：“我抵抗过了”。
伟大与可笑总是在一起。依我看来，一个可笑的并可以说明当时的精神状态的事例是我没有参与“英勇的白宫保卫战”。我不同情白宫的保卫者们，此外，我实际上认为不会发生任何攻击。但是在聚集在那里的保卫者中有我的许多熟人。所以我想，还是应该去白宫，并且在那里度过一个夜晚，免得日后不好意思——万一要是发生攻击呢。我最担心一件事——我有严重的颈椎病，我深信在露天待过一夜之后颈椎病会使我倒下再也站不起来。我决定和一个比我年轻（当时完全是个年轻人）的同志去夜宿，他和我一样，妻子不在身边，他妻子也去外地了。我不想说出他的姓，但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他现在娶了另一个妻子，我可以说出他的名字，这就是记者阿列克谢·潘金，他的父亲也是著名记者，后来担任了苏联最后一任外交部长。我坐在家里一边等他的电话，一边想着颈椎病。电话铃终于响了：“来吧，我买了足够喝的酒，我这有几个姑娘，大家一起去。”于是我一下子感到我有了拒绝的道德借口，我说，对姑娘们来说我太老了，于是我留在了家里，而他在那里游逛了一夜。第二天我妻子和孩子们结束了伏尔加河的旅行回来了，还带回来一张戈尔巴乔夫的巨幅正式肖像。他们是在客轮上得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在船例行靠岸时他们去书店买了这幅肖像作为自己政治归属的标记。
八月以后开始了最后的挣扎。在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遭到了人们的公开讥笑（上帝后来为此惩罚了他们）。叶利钦从前说“你们能吞下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他现在认为他能够取代戈尔巴乔夫的位置，于是开始以战争威胁各共和国——如果它们要退出苏联的话，但是后来又改变了主意，结果苏联在12月走到了尽头。戈尔巴乔夫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勇气给我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但是在人民中对他没有任何好感。
后改革
八月以后我的整个生活都改变了。由于“民主派”的胜利，我陷入了恐惧，由于恐惧我决定把一切抛在一边并开始给报纸和各处写文章，指出我们正在走向灾难，民主派的胜利意味着民主的终结，而帝国的解体意味着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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