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政治规则，他应该及时制止汹涌的自发势力，他应该自行建立类似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机构，并且不是在1991年8月而是在更早的时候。那就不会遭到失败。但是根据他的规则他不可能这样做。根据他的规则这就等于失败。根据这些规则他的失败是胜利。
只有在我国的政治家不再利用一切手段竭力保住政权（实际上所有接替戈尔巴乔夫的独联体国家领导人过去和现在都在这样做）的时候，后苏联空间才会变成正常的民主国家的地带。这不会立即实现，但是戈尔巴乔夫至少向我们表明这在原则上是可能的。
因此在我看来，戈尔巴乔夫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许是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无愧于俄国和苏联历史。既然他能够沿着苏联的党的权力等级制台阶登上最高层（怎么上去的——我一直弄不明白），这就意味着这个等级制度中以及整个苏联制度中的一切并不像人们感觉的那样是毫无希望的。既然他能够在俄国历史中、在俄国政治文化的土壤上出现，这就意味着这个文化中并非一切都那么不好。既然这样的国务活动家领导过我们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将来也可能出现与他类似的人物。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不要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横加指责！(1)
不要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横加指责！
亚历山大·齐普科
我抗议对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横加指责。这是心灵的自卫，是发自内心的、本能的抗议，是对极端不公正的抗议。戈尔巴乔夫在我国起着避雷针的作用。他的名字承担着我们的所有错误、我们俄罗斯人的所有弱点、我们的所有不理智行为。只有最终也未能成为自己历史、自己命运的主体的民族会如此轻易和草率地放弃改革，就像我们所做的那样。要知道我们放弃的不是改革、不是改革的缔造者，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在每个角落说在俄国历史上没有“黑洞”，我们学会了平静地、理性地对待列宁的恐怖和斯大林的恐怖，却把俄国20世纪历史最美好幸福的一个时期、甚至改革的最初几年，抛弃到垃圾场。至今“人民的”主要说法是，“改革是中央情报局组织的”，而“戈尔巴乔夫把苏联卖了钱”。所有这些不是头脑聪明和心灵健康的人所能说出来的。
依我看来，关于戈尔巴乔夫、关于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变化的往往恶毒的、充满憎恨和污蔑的脱口而出的话证明我们的社会患有严重疾病。不光是证明心灵、感觉和理性患有疾病。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任何茨冈女人都无法去除的邪恶。确切地说，我们带着这种邪恶重新陷入又一场革命，这一次是最后一场革命、反俄革命。
最可怕的是，我们的青年也对改革持有这些肤浅的、与其说是恶毒的，不如说是讥讽的、蔑视的看法。在全面嘲讽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根本不会认真地对待认真的事物。我们苏联人无论在青年时代还是在成人之后，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政治自由、各种各样的权利突然像天降甘露那样落到他们头上。他们完全没有能力评价所获得的东西，不能理解一个天生具有良知和理智的人在苏联社会、尤其是在斯大林时代生活是多么艰难，不能理解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薄冰行走而不跌跤、不大声说出（上帝保佑）你关于伟大的“各民族领袖”、关于领袖的集体化、集体农庄制度的“优越性”的实际想法，是多么艰难。
遗憾的是，自由只对没有得到它的人、知道一切自然的事物都受到禁止的不正常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人来说才是珍贵的。但是对于在正常的社会里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很难理解这一切可能是不存在的，很难理解自由评论你想评论的一切的权利可能是不存在的。循规守矩的习惯毁了俄罗斯知识分子，他们直到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才明白，沙皇制度毕竟是至少比苏维埃国家正常的社会。
危险的是，向我国青年意识中灌输的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的冷嘲热讽、最多是宽容的态度，正在转移到赐给他们的政治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上，转移到赐给他们的历史记忆的权利、了解俄国历史和苏联历史真相的权利上，转移到赐给他们亲眼看世界的权利上，转移到我那一代人快50岁时才获得的权利上。在我国邪恶的后现代主义条件下，在良心和道德不受尊敬的时候、在人们对列宁和斯大林罪行的最可怕的真相已经没有任何反应和感觉的时候，这就更加危险。
为了弄清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俄罗斯的政治和精神生活带来了哪些惊人的变化，我建议所有批评他的人、所有对它横加指责的人找来并读一读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的讲话。当时我们开始抛弃那种荒谬的粗暴的语言和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戈尔巴乔夫小心翼翼地、悄悄地带来有益的消息、改变的消息。他作为总书记出人意料地提出“必须讲真话”，提到说空话的害处，提到“人听见的是一回事，而在生活中看到的是另外一回事”。
请不要忘记，一个有文化的人必须把自己变成傻瓜，必须重复共产主义的胜利不可避免、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相比具有优越性、“资本主义西方的腐朽”这样的话，这对于千百万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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