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只能根据某个领袖造成的结果，而不是他们设想的动机来作结论。党的国家和超级大国的覆灭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行动带来的结果。但是，正如后来的过程所表明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班子终究没有能够保障所有后共产主义进程完全不可逆转，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班子不可能在客观上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只是在摧毁旧制度的阶段管理社会。但是戈尔巴乔夫毕竟已经在改革期间为苏联社会和苏联精英接种了一系列疫苗，从而至少为1980年代的进程部分地不可逆转创造了基础性条件。
这指的是什么呢？首先是冷战的结束。无论国际舞台上的事件后来如何发展，很难设想俄罗斯和西方会由于它们资源的不对称而恰好回到这种关系模式。戈尔巴乔夫使社会和精英习惯了一定水平的多元化和自由，无论俄罗斯现在转向什么方向，都不可能完全消灭这些政治习惯。这一切说明，在改革阶段已经开始了动摇旧制度的转型改造即改革的过程。
改革做成了什么？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一个摧毁俄国传统的社会调整机制和同时摧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地缘政治空间调整机制的过程。可是迄今为止，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世界政治空间中，都没有最终形成新的调整方式和机制，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至今我们仍生活在后改革世界。
如果确切地讲改革给俄罗斯带来的后果，那么它的结果不仅使俄罗斯旧的存在形式——苏联解体，而且使俄罗斯所习惯的通过强制手段和人治政权管理社会的方式得以终结。虽然以后的发展表明，俄罗斯和其政界还没有为建立平衡和独立架构体系做好准备，所以尽管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恢复了人治政权，但这个政权毕竟通过选举方式合法化了。我认为，确切地说，我希望，虽然集中和极权主义在加强，但最近几年仍然使这个突破在老传统的范围之外得到了巩固，至少最高权力在俄罗斯将通过选举合法化。我们应该因这个突破而感谢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诚然，俄罗斯在摆脱了一个制度之后没有成功地过渡到另一个制度，而且也不可能立即实现这一过渡，因此俄罗斯处于混沌的、没落的状态，成为一种独特的杂交种。这种杂交种的存在逻辑是显而易见的，世界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社会不朝着更清晰的民主规则的方向运动，那么在改革年代产生的民主架构就会逐渐退化，国家也会倒退，因此过一段时间又需要开始新的改革。对于今天的俄罗斯政界和社会来说，问题在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回到过去，而如果愿意的话，那么在它们意识到这个过去除了停滞和腐败什么也不会带来的时候……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二十年之后……(2)
下面谈谈改革带来的国际影响。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终结了两极对立的世界体系，为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今天实力最雄厚的世界强国让出了空间。然而，最近两年的事件，尤其是伊拉克事件表明，虽说存在一系列积极的因素，但是美国奉行的霸权主义至少目前还未找到合理解决国际问题的办法，应该有一个更加有效的国际制度系统体系作这个霸权主义的后盾。而现有的国际体系与机制，包括目前形式的联合国和安理会在内，显然没有能力成为这样的系统。
我们有可能亲眼看到西方社会发生分裂，甚至摩擦。这也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直接结果，即苏联这个曾使西方社会团结起来的因素消失后带来的直接结果。西方世界内部在对于国际关系方面的基本目标和任务的理解上，在对于自由主义民主价值的理解上出现了多元化。“老欧洲”和美国提出了不同的世界秩序观点。俄罗斯在这种条件下也必须作出选择：如果不是选择伙伴，那么就是选择价值观和轻重缓急次序。
总之，我们目前生活的世界仍然试图摆脱改革的后果，应对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挑战。有时能够应对，有时不能应对。不排除下一代人将能够对这些挑战作出更加适当的应对，他们将不受我们的思维方式的限制，不受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的、我们对前改革世界的认识的惯性限制。
改革没有做成什么，为什么？
当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知为什么首先想的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没有做成什么。为什么没有做成是显而易见的：至少那个时期政权还是完全人治的政权并建立在等级服从制度基础之上，还因为领袖是对社会的运动负责的唯一的起作用的政治制度。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自己做出了评价，讲到了他到底没有能够做成什么，至少在改革的开始阶段。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说法，他没有能够把执政的苏共分开并在苏共改革派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他没有能够更加坚决地开始改革经济以解放社会的经济主动性。总之，他使自己失去了新的政治和经济支柱，以至不得不依靠把他牢牢束缚住的党的机关和旧的国家。
此外，在改革的最后阶段戈尔巴乔夫处于纷至沓来的各种事件的重压之下，没有时间权衡分析这些或那些步骤的全部后果。总之，开始了与时间的竞赛。这是改革或者转型的一个阶段：大多数领袖失去对过程的控制，不得不被事件牵着鼻子走。但是可以认为，即使在这个阶段戈尔巴乔夫还有可能（虽然是有限的可能）实现突破——同党和国家机关的保守部分彻底决裂并组成团结的改革班子。我认为，在一段时间内，至少在1991年年初之前，他在与鲍里斯·叶利钦以及俄罗斯政治班子的关系中还有回旋余地，他可以利用这些关系来保障苏联改革过程更加温和。不过我是根据我自己主观评价的材料得出这个结论的。不能排除，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到1991年初已经完全掉入了由加快的时间步伐、保守的苏联官僚的影响和自身对突破缺乏准备以及自己平衡各种极端倾向的渴望一起构成的陷阱里，这使他不可能采取激进步骤。因此我关于他在这个时期有回旋余地的结论也许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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