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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_[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完结】(130)

  但是所有这些都是使事件完全从属于领袖和领袖的演变的思考。然而也有其他影响因素,首先是从改革开始起在俄罗斯扮演越来越积极的角色的精英群体和社会的情绪与能力。我们这些在政治或者精神领域活跃的人对在改革年代做到的和没有做到的事情也有责任。精英和社会对改革和对走出改革思维,即为更加重大的改革是否做好了准备呢?在情感和期望的层面上是毫无疑问的。改革的过程本身使社会迅速激进化,因而社会很快感到了社会主义革新模式的束缚,于是社会朝前走了。我记得自己当年的焦虑和对戈尔巴乔夫经常感到愤怒的状态。我觉得他当时做一切事都太慢了,实在太慢了。本来可以更坚决地前进,更迅速地更换人和机构,摆脱拖后腿的人。戈尔巴乔夫在某个时刻不再抓紧,甚至开始阻止事件的发展,他开始依靠古怪的人物,疏远他在改革初期曾喜欢邀请到自己那里做客的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他明显开始跟不上趟了。这不仅是我的印象,我的许多同事和朋友也这样认为。

  然而在这么多年之后开始思考时会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在那个年代心情急迫并攻击戈尔巴乔夫,却没有向他提供一些积极有效的建议。具有民主思想的精英最终也没有创立关于发展市场和形成新的政治架构的完整思想,尤其是没有创立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结合的思想。的确,笼统的说法有很多,但是它们没有被提升到具体的国家议事日程的水平。的确,有切实可行的建议,但是提出这些建议的人到底也没能使戈尔巴乔夫相信建议是合理的和必要的。而当时还是可以进行说服工作的,并且政权仍然是倾听社会意见的。

  总之,我们大家冲向了被改革打开的大门,但同时我们没有充分考虑细节、考虑制度架构和机制、考虑改革方面的辅助性工作。戈尔巴乔夫在社会上拥有民主知识分子的支持,但他的专家基础很薄弱。问题甚至不在于他没有吸收专家或者不了解他们,问题在于当时在旧制度开始崩溃的时候俄罗斯没有能够筹划新结构的人。

  其他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在这方面幸运得多。1980年代末这些国家已经有了在专家的理解水平上,而不是仅仅在批评和空谈的水平上认真思考制度改造的几代改革者,所以,当改造苏联模式共产主义、改造它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时刻来临的时候,这些国家的社会所具有的不是单打独斗者,而是能够承担制度突破责任的完整的班子,试图改善社会主义的几代改革者,积累了足够的失败经验,充分理解需要从改革转向制度转型,俄罗斯没有改革者失败的经验,对旧的国家的界限没有认识,也没有准备好在技术方面仔细研究新制度建设问题的专家,这对事件走在改革和改革者前面也起了作用。

  关于过去和现在

  俄罗斯政治生活在弗拉基米尔·普京执政时期的演化,单一制趋势的加强,政治自由和政治多元化的缩水,这一切证明复辟思想在发展。尽管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俄罗斯社会的开放进程蓬勃发展,但俄罗斯传统制度的骨架不仅得到保留,而且有所加强。一度被削弱的垄断集团方式重新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上风,并且在经济发展中引发了相应的趋势。向中央集权制和等级服从制的回归,自然使不少苏联陈规得以复活,这些陈规不仅在极权主义的政权模式中,而且在保留下来的、并在管理体系中占有地位的苏联高层官僚中代代相传。戈尔巴乔夫在1980年代试图克服和想要消灭的东西正在复活。

  现在的俄罗斯发展目标迫使我们重新回到关于民主化和自由化的进程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逆的、俄罗斯在多大程度上与西方社会完全接近的问题上。关于戈尔巴乔夫改革、改革的根源、改革的推动力以及改革为俄罗斯和周围世界带来的后果的思考,完全可以成为对俄罗斯现在的问题进行建设性讨论的理由。也许,为了最终确信极权主义现代化是一个神话、极权主义现代化没有能力应对俄罗斯面临的后工业化挑战,俄罗斯应该再一次经过极权主义时期,但这一次是用更为突出的、专家治国和非意识形态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剖析可以帮助新一代的俄罗斯改革者避免1980年代的幻想,缩短俄罗斯制度向具有不为社会所左右的、自我再生产政权的彻底转型的道路。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对改革和“戈尔巴乔夫因素”的看法

  西方和苏联社会舆论对改革和“戈尔巴乔夫因素”的看法

  (1985—1991年)[1]

  奥丽加·兹德拉沃梅斯洛娃

  把社会舆论调查和传媒的反应看做社会变化的晴雨表,密切关注晴雨表的读数——这是欧洲人和美国人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习惯。因此当1985年春苏联宣布改革方针之后,对我国事件的理解立即成为社会舆论定期调查的主题和西欧与美国大众传媒的经常性话题。苏联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苏联在1980年代末成立了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开始进行居民抽样调查,公布调查的结果,在大众传媒上开展讨论,这些是公开性政策的一部分和大众意识改革的标志。

  15—20年之后,当时的结论和评价揭示了也许没有首先引起同时代人关注的东西。这里的一个中心问题是——社会舆论对1980年代中到1990年代初事件中“戈尔巴乔夫因素”的理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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