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欧洲人和美国人评价的异同(2)
对旨在使苏联社会民主化的改革政策的评价表明，美国和西欧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意见分歧（表3）。此外，欧洲人相信改革比美国人早：早在1987年就有32%的欧洲人（比美国1990年还多）认为苏联的民主改变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越来越相信苏联正在发生的变化的现实性，尽管大部分受访者仍然认为还是不作明确回答好。欧洲人的社会舆论展示了类似的趋势，其中突出的是西欧人（1987年联邦德国60%的受访者认为苏联正在发生现实的民主变化）。
表3：美国人对“您是否认为戈尔巴乔夫所进行的诸如改革等改变能够实现？”这一问题的回答情况和西欧各国对“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是否发生了现实的民主变化？”这一问题的回答结果
我认为完全可能（美国）发生了现实的民主变化(西欧)
我认为比较可能(美国)
我认为不太可能(美国)
我认为完全不可能(美国)
美国，1988年6月
18
60
16
6
美国，1989年12月
21
60
14
5
美国，1990年9月
25
56
11
8
西欧，1987年（平均值）
32
联邦德国，1987年
60
英国，1987年
15
法国，1987年
28
意大利，1987年
25
与西欧一样，美国的社会舆论认为人权是苏联对内政策的软肋。与欧洲人不同，美国人常常谈论的不是这一方面“苏联的政策”，而是“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例如，20%的美国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维护人权的领袖之一，同时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黑人群体是维护公民权利的领头羊。
美国社会舆论的变化过程表明，米·谢·戈尔巴乔夫迅速扭转了对苏联（“俄罗斯”）领导人习以为常的不信任，大大改善了苏联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从1987年到1989年，对苏联怀有好感的美国人从25%增加到62%［19］。两年的变化速度与联邦德国大致相同，比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快。同时美国人比西欧人更多地把苏联的政策和戈尔巴乔夫个人看做一个统一的整体。对米·谢·戈尔巴乔夫和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的看法指数相近说明了这一点，这证明了美国人的社会舆论更注重意识形态，证明了其固有的把人和政治家混为一谈的倾向。对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为苏联总统）个人和对改革时期苏联政策的评价不一致，更多地是“欧洲”社会舆论的特点，而不是“美国”社会舆论的特点。
“有他，许多东西都可以改变”
从改革一开始西方社会舆论就在考虑一个问题：一个在70年里一直被看做陌生的和充满敌意的社会制度是否真的能发生变化。有大量事实表明，米·谢·戈尔巴乔夫个人被西欧社会舆论看做苏联和苏联所推行的国际政策发生变化的主要推动力量。这种倾向在西欧报刊上也有，这些报刊反映和培育了社会情绪。
那些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试图“改善共产主义制度”、使其发生某些重要变化的人，对戈尔巴乔夫本人及其计划的前途持悲观的态度。“他不想改变制度，不想使制度本身发生变化，而想改变人，使人为国家服务。另一个问题是，这里有什么刺激因素？……他作为一位新领袖，尽管他正在带来新的气象，但在革命70年后未必能使这些共产主义理想在人民中再生。现在已很少有人相信共产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米·谢·戈尔巴乔夫将遭到失败。”［20］
同时欧洲早于美国感到戈尔巴乔夫是一位从苏联官僚精英中脱颖而出的新型领导人。记者们开始用口头和书面形式谈论苏联知识分子是改革的“支撑结构”。实质上这里说的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孩子”——1960年代知识分子这一代人虽然为时已晚但终于掌握了政权。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欧洲人和美国人评价的异同(3)
我们援引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初一种解释：“戈尔巴乔夫的童年当然不同于列·伊·勃列日涅夫、康·乌·契尔年科和尤·弗·安德罗波夫的童年。米·谢·戈尔巴乔夫生于1931年，他已经是另外一代人的代表……他或许还没有失去在他之前掌权的人——尤·弗·安德罗波夫和列·伊·勃列日涅夫肯定早已失去的与群众的联系。他当然知道，他光靠口号是无法管理国家的。他认为他知道如何着手解决种种经济困难。他知道如何与人民对话。”［21］
关于与过去首先是与社会制度对抗和军事对峙的传统决裂的思想在西欧知识分子对“新思维”这一概念的诠释中已经出现。“‘新思维’的意义可以用三个词来表达：决裂、希望、谜团。我们从决裂说起。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任何社会都建立在共同犯罪例如弑父的基础上。任何智力革命还要求把一具或多具‘杰出的尸体’埋在自己的基础下……”戈尔巴乔夫说：“我们认为以后可以保留……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这一定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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