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社会环境和道德的状况给人们的情绪、社会的精神状态以恶劣的影响。一方面悲观主义和赤裸裸的厚颜无耻到处泛滥，另一方面人们“为国家”感到“委屈”，对总的政治方针的不满在增加。尽管社会政治形势是稳定的，但我国社会中潜在的紧张程度在增加。这种紧张状态迟早要浮出水面。俄国人出了名的长期忍耐有可能变成同样有名的俄国式暴动，或者导致我国的逐步退化和衰弱。
负面的社会经济因素削弱了外交地位并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威望。集团对抗、军备竞赛越来越把人类推进危险的死胡同。
酿成世界惨剧的核威胁促使人们去寻找摆脱这一形势的独特途径。只有改变业已形成的对抗的世界秩序，才可以解开这难解的结。
因此各种因素——物质的和精神的、经济的和社会政治的、国内的和国外的——的总和客观上要求必须进行改革。
以前的改革尝试（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赫鲁晓夫的“解冻”、柯西金的改革、某些其他的局部措施）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苏联制度惯性的安全系数不小。苏联甚至在用“安德罗波夫”方式激活苏联经济的尝试失败后仍能长期原封不动地存在。与此同时我国社会渴望变革。人们感到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他们不愿不自由地生活。连镇压机关也不能防止官方意识形态受侵蚀、阻挠异己思想的出现。
对政治、社会和经济民主化的追求后来逐渐具有大规模的性质。
在这个意义上，党政最高领导层中成为改革发动机的改革派的活动，反映了社会对变革的深层次的要求，这构成了改革的社会心理基础。
多数苏联人认为，对苏联现存的社会主义形式进行改革是变革的主要方向。即使在1980年代末舆论调查也表明，拥护转向资本主义的人明显占少数。最流行的想法仍然是通过清除变形现象（贪污受贿、物质利益分配不公、反社会表现，等等）来“净化社会主义”。改革在这个意义上是十月革命时代公正、平等和友好团结理想的继续和发展，同时又是对革命后威权主义实践和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否定。
深刻革新政治要求我国最高领导层也“转换路标”。克里姆林宫的长老掌权制引起公民的日益气愤。他们把米·戈尔巴乔夫这位党和国家领袖看做斯大林之后苏联新一代领导人的代表，认为他没有意识形态偏见和对独立主动精神的猜疑态度。
戈尔巴乔夫把合理的实用主义同将苏联政治丧失的道德标准纳入苏联政治的决心结合了起来。戈尔巴乔夫深刻的道德立场表现为，他在改革史诗的急剧转折关头，力求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最尖锐的问题、根本避免流血。由于他，我国政治中产生了俄国知识分子真正代表固有的直接、公开、真诚地与人交往的民主作风。
新任总书记在他决心根本改变我国现状时并不孤独。他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因为他们欢迎改革。
同时新领导人还可以指望得到我国两类官僚相对稳定的支持。一类官僚是观点受到赫鲁晓夫“解冻”强烈影响的党内知识分子。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于“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即部分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思想引发的构想。对于他们来说，改革是继续尼·赫鲁晓夫统治年代开始并为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斯大林主义卷土重来所中断了的积极变化的唯一可能性。
属于另一类官僚的是“专家治国论者”即苏联经济的管理者，他们清醒地看到苏联经济的实际状况，明白苏联实际上“错过了”1970年代的工艺革命，认为市场型的改革才能提高苏联制度的效率。改革在国家机关中有不少潜在的拥护者，因为他们清楚世界的力量平衡朝着不利于苏联的方向变化。
极其重要的是应当指出，一批苏联高层官僚没有参与制订和实施改革转折（或他们的参与程度不大），因为对他们来说走向市场才能够用权力交换财产。后来，当经济自由化措施开始逐步实施，当建立合作社，通过关于国有企业和租赁制的法律，开展青年科技创造活动，开通走向私人经营的道路时，这一派才在政治上加快形成。
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群体和阶层，则确实都要求变革。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改革发展的逻辑
改革发展的逻辑
笼统地说，改革的逻辑可以定义为：这是一场演变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自上而下的旨在根本革新制度的改革。从观念上说，改革的主导路线，是从集权官僚社会主义转向人道社会主义模式的思想，而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已勾画出人道社会主义模式的轮廓。
因此，改革在俄国历史上既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又是改革深刻规律的体现。独一无二是因为俄罗斯（苏联）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面对和平转变为具有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现实前景。尽管这一转变的起始动力来自上层，一个全新的现象是，我国领导人自觉的政策的目标是把千百万人纳入历史性创造之中、解放人民的主动精神、尊重普通人的意见。改革作为全国方案如果没有自下而上广泛的不断的群众性支持，就没有成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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