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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_[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完结】(155)

  构成生死攸关的挑战的是新的现实——由于联邦中央的政策在苏联内部成熟了的原始民族国家(加盟共和国及其狂妄自负的地方精英)业已形成。民族问题和联邦问题纠缠在一起。要解开这个问题、野心和矛盾的死结,只有坚决使苏联联邦制现代化,赋予它以现代的面貌。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是谁和为什么搞垮苏联?(2)

  改革无疑促进了各共和国民族自决的增长。但是苏联的改革派和知识精英对民族主义偏见、分裂、仇恨如此露骨的表现没有思想准备。改革派政权未能制止分离主义者的破坏活动。

  在各加盟共和国民族运动高涨的背景下,这些共和国的精英开始劲头十足地争取对经济资源作有利于本国的重新分配。加盟共和国政府同联盟中央由于对财产的监督不断发生冲突。管理国民经济综合体的统一体系逐渐瓦解。企业间的生产联系也遭到破坏。1990年苏联生产开始衰退(起先并不大)。价格改革(1991年2月)规定经济局部转为部分价格不由国家调控,但并未见效。

  必须为苏联的国家结构打下新的基础。苏联的最高政治领导人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看来高估了苏联制度的安全系数,主要的是对民族精英们自私和野心的程度估计不足。

  众所周知,俄国的民众无政府主义从来是民众的国家至上主义模式的背面。某些精英集团蓄意挑起造反的、反国家的狂热。利用民众猛烈的自发势力来攫取政权——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为此他们不惜摧毁自己的国家。正如常言所说,为了在篝火边烤烤手,可以烧掉共同的房屋。

  以鲍·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政治领导人的立场在苏联的命运中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他们打着十分合法的要求(更充分地满足俄罗斯居民的需求)的幌子,实际上破坏了联盟条约的各个方案。他们客观上导致统一国家的瓦解。

  我们共同的伟大祖国的瓦解给它的各族人民带来无穷的痛苦、苦难和贫困。各共和国自己建立独立国家能得到多大的补偿呢?在后苏联空间内保留某种一体化的共同生活形式岂不更好?把苏联多文明的、多民族的和多文化的共同体变成现代民主岂不更好?

  今天回头来看,有理由认为,我国的统一,至少是我国的主要部分的统一是可以保留下来的——通过深入革新苏联联邦制的途径来保留下来。这一方向的运动于1991年夏天进入最后阶段。当时已准备签署多数加盟共和国都已同意的新的联盟条约草案。但是所谓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反国家叛乱令人痛心地破坏了改革苏联联邦制的计划,这次叛乱的组织者是高层官僚的代表。叶利钦及其支持者利用了已经出现的形势。

  近来不时听到有人说,苏联根本不能保留,苏联的解体是客观原因决定的。这样的观点是对历史及其“铁的”法则和规律持极其客观主义、机械论态度的结果。实际上这种观点的目的是为瓦解苏联真正的罪魁祸首涂脂抹粉。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中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人违背全苏联的全民公决,提出了一个极其自私的目标:推翻戈尔巴乔夫,哪怕代价是解散苏联。他们在别洛韦日密林深处就是这么干的。因此,他们瞄准的是戈尔巴乔夫,打中的却是苏联。撤销苏联成了千百万人的悲剧,他们不是由于自己的罪过突然置身于外国。

  矛盾和错误。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改革的历史意义(1)

  改革的历史意义

  20年过后来议论改革过程中什么做得不对、哪里错了、哪些负面情势是必然交织在一起的,是很容易的。但当时我们苏联人,从普通公民到领导人很多事情不清楚,很多情况不明白。在改革初期强烈觉察到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政治意志与牢牢扎根于人们头脑中的意识形态局限之间的矛盾。

  我国处在为它此前发展划定的世界观走廊之中。为了摆脱它的限制,不得不通过尝试和犯错误来行动,依靠清醒理智和直觉。但改革的目标是不变的: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公正和人道的社会。

  与此同时,一开始的构想在不断变化和发展。苏联改革的领导人最终找到了我国革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这是指社会主义和民主价值观的有机结合、以社会为取向的经济、负责任的国家。

  不能忘记,许多人在很长的时间里接受市场、私有制、政治多元化、言论自由、全人类价值观优先这样一些概念还存有疑虑和担心。直到1990年这些概念才被广泛使用,具有了正面的色彩。但当时联盟中央实施社会经济战略的可能性受到各加盟共和国,首先是俄罗斯联邦“主权化”的严重限制。

  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过对奇迹般立即改善生活的信念。但事实上在改革中多数居民的日常生活通常变糟了。在改革年代为了造成我国社会中的社会政治稳定只需用商品和服务填满消费市场就行了。正如“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的那样,服务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活跃会制造出一个能缓解由于拆除国家社会主义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损失、困难和贫苦的缓冲“垫”。

  但是巨大的军事工业综合体在苏联经济中占主要地位(而服务业薄弱、农业停滞)大大降低了经济生活平稳自由化、对经济迅速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可能性。又不能通过大量进口商品来取得这种效果,因为世界能源(苏联主要的出口项目)价格猛跌。当然还应当指出高层官僚顽固反抗,他们往往加剧危机以迫使我国社会抛开改革派。因此正在形成的大众消费型社会日用品紧缺,这一切极度激化了我国的社会政治形势。改革这一悲剧性的奇怪现象是苏联社会历史形成的特点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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