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多元化和自由经济、信仰自由和多党制、民主选举、取消书报检查制度——这些和其他一些自由权利和可能性，都是改革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即使这些自由权利和可能性尚未充分实现，但改革开始的朝这一方向的运动是无法制止的。
不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上开始实现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举行了最高政权机构的差额选举。我国实际上出现了利用议会制原则的政治制度。
激进变革触及经济领域。批评改革的人中流行一种意见，认为当时的经济改革不够激进、坚决和彻底，经济改革不是要建立新的经济结构，而是试图完善过去的缺乏效率的体制。按照这一观点，正是改革在经济上的不成功决定了改革的失败。
这类评价经不起历史的推敲。毋庸置疑，苏联改革派由衷地力求为现行体制注入新的生气。但是他们不是教条主义者。他们的计划和行动比加强行政指令经济体制的思想走得要远得多。改革的经济逻辑正是循着逐步拆除计划行政经济体制、建立市场关系基础的路线发展的。
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通过租赁制、成立合作社、发展青年科学技术创造网络、给国有企业以经济自主、成立商业银行、实行批发商业和合同价格、用指导性计划取代指令性计划一步步地形成。
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考虑到我国的文化传统以及社会中反市场情绪的强大影响，力求在实施新举措时至少暂时不破坏运行不畅、但习惯了的行政计划经济结构。在这个意义上，通过立法承认私有制（1990年）成了十分重要的里程碑。同时我国领导人拒绝激进的市场经济改革计划——“500天”计划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取而代之的政府计划的市场倾向表达得十分明确。
在我国开始形成以社会为取向的市场经济。除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出现了租赁企业和农场主经济。成立了成千上万个合作社。
为确立经济民主做了许多事情：劳动集体委员会开始运作、企业选举经理、发展生产自治和地方自治。在举行关于保留联盟的全民公决后，关于新联盟条约的问题被提上日程，这一条约大大扩大了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性和权利。
在国际方面，改革意味着戈尔巴乔夫领导班子经过苦苦思索不再把世界分成“自己人”和“外人”，不再坚持自我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世隔绝地封闭地存在，不再疯狂地力求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周围的世界。改革推动了关于新的世界体制原则的广泛对话。
改革将长时间地，也许是永远地使人类远离核战争的威胁。苏联领导人向西方谈判对手伸出了手，提出了关于大力裁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建议，宣称愿意讨论任何一个问题。苏美两国领导人在日内瓦会晤之后开始了艰难的消除互不信任的进程。
六年中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摆脱冷战的遗产，但冷战本身已成为过去。苏美两国通过其领导人的口在马耳他宣布，从此不再把对方看做敌人。他们签署了历史上第一批关于切实裁减和销毁核武器的协议。两德的统一、中欧和东欧各国的革命都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苏军撤出阿富汗。非洲、中美洲、东南亚的地区冲突不再成为全球对抗的目标，这使人们得以找到解决冲突的途径。包括苏联在内的主要大国在萨达姆政府侵略科威特问题上采取一致立场具有原则意义。在解决这一危机时的互动开拓了合作解决中东问题的前景。苏中关系正常化，结束了几十年来毒化两个伟大国家人民关系的冲突。
列举的改革成就并不完全，但已充分驳倒了如下传播甚广的看法：苏联制度不可能改革，因此改革派不能达到其最终目的。依我们看，这类意见很大程度上十分主观。第一，改革过程中实现了许多目标，这是有目共睹的。第二，不应忘记改革是因解散苏联而被人为中断的，策动解散苏联的是三个加盟共和国有分离主义情绪的领导人，他们拒不签署他们本人同戈尔巴乔夫一起起草的新的联盟条约。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是谁和为什么搞垮苏联？(1)
是谁和为什么搞垮苏联？
伪爱国主义者和新斯大林主义者拼命要证明，是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搞垮了苏联。他们以此来转移视线，而搞垮这个大国真正的罪人是“困在别洛韦日密林里的”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
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时实际上只想做一件事：把苏联变成真正的、起作用的、强有力的中央和独立自主的共和国有机结合的联邦。苏联是建立在斯大林错误的自治化思想基础上的，这并非秘密。这种自治化思想要求各民族共和国完全服从于中央。改革要结束这样的民族政策。
当然从前的苏联不仅有损失，而且有显著的成就。尽管十分奇怪，党的代表大会的提法“苏联解决了过去留下的民族问题”有部分真理。苏联的历史功绩是使许多民族掌握了世界文明的成就，拉齐了他们的发展程度。与此同时，却无视联邦制原则，把各共和国完全置于中央的权力之下。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还犯了其他严重的失误和错误，斯大林对一个个民族的残暴镇压的后果严重。从这些真真假假压制和欺凌的有毒种子中逐渐滋长出仇恨和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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