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威权主义使人们对在我国建立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希望破灭了许多年，他使用了非常动员手段来实施工业化和进行战争，但未能使苏联社会对需要自由创作和普遍民主的科技革命新阶段作好准备，结果斯大林威权主义制度使苏联在20世纪下半叶处于停滞状态，给整个世界左派运动造成了难以愈合的重创。
众所周知，斯大林威权主义是在政权先后同“左派”、“右派”反对派激烈斗争中形成的，苏联社会上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一个大的社会阶层没尝到这一斗争的后果。斯大林威权主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是某些社会群体因革命动荡和国内战争而疲惫不堪的结果；这种疲惫尤为明显地表现在许多苏联公民对消除1930年代革命参加者的诉讼过程要么表示赞成，要么无动于衷。同时不能忘记，被关在劳改营中并坚持斗争的成千上万的人实际上在政治上都是反对斯大林及其削弱国内民主的方针的，这是彻底相信革命和社会主义理想的人。
应当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就其实质来说倾向于民主而非威权主义，威权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和反动，其社会基础，我们再说一遍，是官僚阶层。但由于官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所以它只能或是为劳动或是为资本的利益服务。威权主义政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下不可能长期存在：它迟早会蜕化。这种蜕化或者将导致政治革命和真正社会主义民主的确立，或者以反革命告终，从而导致“野蛮资本主义”的确立，以及劳动者的急剧贫困化和社会的极化。通过改革的历史和改革后的俄罗斯，可以看到这一切在实践中是如何发生的。
按照我们的观点，把戈尔巴乔夫改革看做苏联社会彻底摆脱斯大林威权主义的任何表现和坚决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是最客观最符合历史事实的。社会主义的这些特点成了苏共中央向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的基础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样看待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观点与当今新自由主义和强权共产主义的解释是截然相反的。按照我们的观点，戈尔巴乔夫改革既不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革命，也不是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这一改革就其实质来说是对苏联社会的革命革新，它要实现自由、公正、团结和人道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理想。简言之，戈尔巴乔夫改革是世界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中的第一次反威权主义政治革命。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当代人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诠释(2)
摒弃教条
我们国家常常会发生奇怪的事情：旧的教条和神话还未僵死，新的教条和神话已取而代之，把威权主义与包括改革在内的苏联社会历史、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改革时期与后改革时期相提并论就是这种最新的教条和神话。然而没有比这离真理更远的了。下面我们努力解释一下。
当年，为显示“创新精神”，一些俄罗斯历史学家完全不加批判地从A.乌拉姆、理·派普斯、兹·布热津斯基等思想保守的西方研究者那里引进了“威权主义”这一概念［8］来评价苏联社会的制度和历史。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威权主义”概念首先适用于评价政权制度，而不是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或社会历史；如果说到苏联，“威权主义”概念首先与斯大林政权的统治，而不是整个苏联社会历史有关。真理是具体的，在斯大林威权主义之后是其他的政治制度：赫鲁晓夫的极权主义民主政体，勃列日涅夫的极权主义和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从极权主义向民主的过渡。那些像В.诺沃德沃尔斯卡娅一样把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斯大林威权主义相提并论的人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即这一改革是对斯大林威权主义的直接历史否定和抑制。
当然，斯大林威权主义多年来一直为苏联社会所固有，然而把苏联历史看做一条威权主义形成和确立的不间断的线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这意味着把各种社会力量、政党和派别的矛盾以及尖锐的政治斗争抽象化，而这种矛盾和斗争构成了苏联历史的重要部分；在历史科学中这种方法尤其无效，因为它不是去研究社会生活中的真实事实，而是把这些事实装入事先提出的概念中。说到这里我们要指出，著名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塔克尔和史蒂文·科恩对约·斯大林和尼·布哈林这样的政治家作了专门研究，他们认为威权主义概念是难有成效的历史认识工具，在他们看来，这一概念过于粗糙，无法根据它来理解错综复杂、矛盾重重的苏联历史，包括当局和反对派的相互关系等等［9］。
我们再说一遍：戈尔巴乔夫改革不是斯大林威权主义的继续，而是对它的否定和抑制。在苏联历史上，在改革之前上述两种趋势进行过极其激烈的斗争，这一斗争的结果尽人皆知：给威权主义以重创的赫鲁晓夫“解冻”取代了斯大林独裁制度，后来它又被试图恢复斯大林制度的勃列日涅夫极权主义政权体制的“倒春寒”所取代。但它没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因为斯大林主义是与新时期的要求、与正在到来的后工业新时代背道而驰的现象，这就是勃列日涅夫极权主义逐渐让位于米·戈尔巴乔夫及其一班人所实施的民主改革的原因。
通过分析苏联改革的历史，我们认为改革上世纪80年代中苏联所存在的社会和制度是完全可能的，在这里我们完全赞同美国史·科恩教授的观点和理由，他对苏联制度是否可以改革的问题作了肯定地回答［10］。当然，拥护改革的人也持类似的政治和方法论观点，他们从一开始就坚决要摆脱当时还存在的斯大林主义的残余。然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停止后，关于戈尔巴乔夫从改革前时期继承下来的制度似乎根本不可能改革的思想（原先有这种思想的只是反对改革的人）在以前拥护改革的人中不胫而走。例如，一位著名院士（媒体毫无根据地认为他扮演了“改革建筑师”的角色）认为，苏联制度“生满了锈，它对一切新事物都充满敌意。它不可能自行革新。不行就是不行”［11］。塔·伊·扎斯拉夫斯卡娅持比较温和的观点，她认为从内部根本改革苏联社会在当时是可能的：“当时社会对变革的要求非常强烈。但现在我认识到，这一任务实际上是无法完成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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