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当代人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诠释(3)
这一点为许多官方和非官方的改革材料和文件所证实。在这里我讲一个与米·谢·戈尔巴乔夫《论社会主义》一书撰写和准备出版有关的鲜为人知的事实。米·戈尔巴乔夫1988年8月在与自己的助手谈话时说，他坚决不同意一些人关于我们没有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的论断。同时他强调指出：“我们有改革的理论和政策，其实质在于揭示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力，消除变形和个人崇拜、停滞时期的后果，消除一切阻塞和妨碍社会主义发展并使我们整个社会陷入严重危机的东西。我们目前观点的核心是要使人作为当事人回归政治进程、经济和精神领域，将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的工作进行到底。消除人与生产、与政权、与文化的疏远感。由此产生了改革、民主化、公开性以及后来的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换句话说，必须根本改变政治制度，使工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发生根本变化。”值得注意的是，米·戈尔巴乔夫在这次谈话中把改革称作“我们新的革命”，这次革命不仅在实践中，而且“在社会思想、在理论上”实现了“突破”［17］。米·谢·戈尔巴乔夫在后改革时期与自己的朋友和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参加者兹德涅克·姆利纳日谈话时说：“改革的观点追求的是通过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结合使社会发生深刻的、质的改变。这是主要的、人道的目的。”［18］后来改革的政策作了一些修改，“但我们观点的意图、目的依然如故”［19］。
通过分析戈尔巴乔夫改革进程的演进和政治方向可以得出结论，到1980年代末苏联社会的革新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不仅有戈尔巴乔夫与欧洲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多次接触（他与勃兰特、拉封丹、冈萨雷斯等的会见），不仅有苏共与各社会民主党在战争与和平、国际工人运动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上的合作，还有戈尔巴乔夫改革本身所取得的无数成果，其表现是，一方面允许私有制在经济中存在，另一方面制定了强有力的国家社会政策；为即将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准备的苏共新纲领草案也表明了革新进程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该纲领草案批判了原先的“兵营式共产主义”观念，发展了关于新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念的思想。米·谢·戈尔巴乔夫在其关于这一纲领的报告中说：
“昔日的教条束缚着社会意识，妨碍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意义。
我以所谓的苏共社会民主化问题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对我们的这种指责来自可以说是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的代表，他们难以摆脱教条式观念的束缚。但这些指责在一部分确实担心党的‘社会民主化’的共产党人中间也引起了反响。
这种担心源于早在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就已产生的思想分歧。当时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站在街垒的不同方向。但愿历史学家能搞清当时的变故。但显而易见的是，当时产生的对立的标准——对暴力、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态度，社会主义意识和政治先锋队的作用——已失去原有的意义。
我们变了，社会民主党也变了。历史进程使许多曾引起工人和民主运动、社会主义拥护者分化的问题化为乌有。那些今天拿‘社会民主化’来吓唬人的人，只是为了转移人们对主要敌人——反社会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流派的注意力。”［20］
米·谢·戈尔巴乔夫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个别共产党员关于苏共更名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的建议的，但米·谢·戈尔巴乔夫认为，这个问题只能由党代表大会或通过全党投票来解决。
同样，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文件也证明，不应当对这一改革的社会民主理念作极端自由主义的解释，今天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以及与他们纠集在一起的新斯大林主义者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试图证明这一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过渡到资本主义。
历史真相既不需要美化也不需要丑化。在我们看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理论是在揭示“社会主义制度”民主“潜力”、“社会主义前景”或“社会主义选择”的观点框架内发展起来的。米·谢·戈尔巴乔夫在一次口述自己的文章时谈到改革后几年的思想探索，他说：“什么样的出路没有寻找过？既曾试图完全恢复沙皇时代的制度，包括君主制，也曾想以单一形式——通过把精神垄断权转交给教会、宗教的方法来恢复人的精神。还曾打算培育可谓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光荣属于成功人士，而其余的人只能尽力往上爬。
人们在嘲讽社会主义选择时没有看到，社会主义之所以在大众意识中消失，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以斯大林主义的形式出现的。但这是暂时的现象。下一代人必将回归这一伟大的思想和希望。甚至连反共权威——大学者、著名哲学家也承认这一思想是有根据有理由的，承认这一思想深深扎根于人类历史的客观逻辑中。”［21］
这些话在今天也有现实意义。因此我们难以赞同有些人当前所作出的关于在克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二分法”的基础上建立“未来新文明”的思想是“国内改革最终意图的基础”的论断［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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