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看来最难做到的是承认自己的观点有了重大变化。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以为，只有他才一贯坚持一个（当然是正确的）立场，而同胞们“毫无道理地”不愿倾听他的忠告，才导致国家发生灾难。但是，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们应该学会对自己的观点和行动作诚实的分析，我甚至要说是无情的分析，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对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态真正有所理解。
例如，改革前夕和改革初期经济学界的情势。有一种陈词滥调说道，在经济学界学术“对抗”是发生在“察戈洛夫派教条主义者”和主张发展市场（或如当时所说的“商品—货币的”）关系的“进步”经济学家之间的。这个评价同其他任何陈词滥调一样过于简单化。
对于教育培养过我的“察戈洛夫学派”来说，他们确实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看做是次要的东西。我们中当然很少有人赞同Н.В.黑辛教授的极端立场，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和商品关系根本不相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比较温和的观点：商品关系在“计划性时代”发展时，在特定的经济组织形式框架内带有从属的性质。“有计划地利用价值规律”的必要性被看做是对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现实的“生产社会化”）还不足以使计划形式全面实行统治的证明。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核算相应地被说成是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上经济机制的重要因素，其任务是保证在计划性务必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计划性和商品性”的有效结合。
今天来批评这种立场很容易，但我以为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这种立场包含的合理内核，遗憾的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开始的改造过程中忽略了这一合理内核，这里指的是对一切经济体系尤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今天我们所说的“指令性经济”）的整个性质的理解。正因为如此，“察戈洛夫派”不否认有可能甚至有必要把市场因素移植到当时的经济体系中去，密切注意不要“从量变到质变”，即防止计划经济管理体系本身遭到破坏。
从方法论角度看，苏联经济学界的这一派接近于西方的新古典主义者，因为两派都赋予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类型和经济联系形式以重要的意义（新古典主义者迄今仍然如此）。符号当然是截然相反的：“察戈洛夫派”的理想是公有制和计划性，而新古典主义者的理想则是私有制和市场。顺便提一下，我在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的同事О.А.济扎早在改革之前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商品派”无疑正确地确定了苏联经济发展的总向量——向非集中化运动，加强市场机制的影响，提高经济体系的灵活性。他们感觉到不摆脱中央集权的行政指令管理体制，改善经济状况的尝试将一事无成。同时他们并不怀疑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质，因为他们只提改变它的性质（从行政指令体制走向“经济”体制）。“商品派”相应地并没有像“察戈洛夫派”那样把计划性和商品性实际上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扩大企业的经营权，加上实行规范的计划方法和完善价格形成，就应能保证社会主义生产的效率有一个质的提高。对于“苏联的商品派”来说，所有制问题无足轻重，因此他们并不要求放弃公有制的统治。这一立场使他们同西方主张趋同论的人接近。
但有一点十分重要。我们从今天的立场出发应该承认，“察戈洛夫派”也好，“商品派”也好，都为普遍的关于市场经济本质的错误观念所左右。他们以为，只要取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及经济体制中垂直联系的统治地位，把主要经济决策权交给企业，市场机制（“价值规律”）就会充分发挥作用。他们对待这一前景的态度迥然不同并不重要。涉及经济主体形成真正的市场动机、建立保证生产要素注入利润最大部门的市场经济架构等关键问题，实际上仍然在苏联经济学界的视野之外。匈牙利杰出的学者雅·科尔奈总结匈牙利改革经验的《短缺经济学》一书并没有真正被读懂，因为书中恰好谈到管理的非集中化这个形成市场的条件是必要的，但还不够。
令人感兴趣的是探究在快速发展的改革进程中苏联经济学界的这种状态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从不会引起争论的事情谈起。到1980年代中我们有许多人多多少少认识到，“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了”，当时已经清楚，我国社会在各个不同领域中都遇到了严重问题，使我们担心的不仅是处于停滞状态的经济，而且还有达到危机状态的严重的言行脱节、社会的受教育程度和生活中陈腐的繁文缛节之间格格不入。而且在改革开始之前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就已经超出“厨房”的范围。举一个个别的例子，但在我看来，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也许是1984年秋，也许是1985年初，我当时作为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的代表在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任职，有一次使馆外交人员党员会议“根据下面的倡议”，忧心忡忡地讨论了关于苏联“双重思维”已达到危险程度的问题。应该指出，大使馆此前就经常向中央报送过不少嘲笑尼·齐奥塞斯库时代罗马尼亚假民主制度伪善性质的“双重用途”文件，借助“兄弟国家”的经验含沙射影是一回事，而公开对本国相应问题进行讨论则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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