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查明“病情”到作出正确诊断，还有很大的距离。我相信，在改革之初，苏联绝大多数学术精英和政治精英都真诚地认为，既然我们不久终于能睁大眼睛看世界，那么它的合理改造只是所谓的“技术问题”。更何况当时我们把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停顿”不是同制度的结构缺陷联系起来，而是同基本健全的社会结构带有主观理由的变形联系在一起。
因此，改革初期特别重视已形成的苏联社会结构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十分笼统地表述的理想模式之间的区别，当时把消除“变形”的任务放在第一位，整个改革阶段的口号是“更多的社会主义！”，公开性被看成是争取“回归基本原理”的斗争中的强大武器，经济领域的关键任务被认为是“加速”，包括实行目标为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大规模结构性转向。
应该强调指出，这种情绪当时实际上十分普遍。我可以根据亲身经历举一两个例子。1985年5月，我们研究所的工作人员М.А.蒙强教授出差来到布加勒斯特，我清楚记得，他在私下谈话中讲到国内事态时，不惜使用最华丽的修饰语，我特别记得他说“戈尔巴乔夫是我们时代的列宁”，1985年夏我从罗马尼亚返回莫斯科，苏联最进步的经济学家之一奥·季·博戈莫洛夫院士建议我领导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的一个部，研究经互会国家合作中结构性投资改变方向的问题。博戈莫洛夫院士对我一再请求让我领导的部门研究经互会框架内经济一体化机制的问题感到大为惊讶。在改革初期许多值得尊敬的人以为问题不在经济体系上……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在黑屋子里逮住黑猫容易吗？(2)
人们逐渐清楚从“净化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的行动是有局限性的，这时提出了改革的新向量——在经济上就是走向市场，但是至少从我们今天认识的角度来看，对这一改革方向始终没有构成清晰的“图景”，因此实际行动带有偶发的、零乱的性质，又是改变价格比的措施，又是寻找神奇经济指标的实验，又是“解放”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步骤，又是把宝押在租赁制和合作社上。
在这一阶段，围绕选择整个社会发展道路、特别是经济发展道路的思想斗争日趋激烈。经济学界的斗争是在主张使集中管理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现代化的信徒和拥护转而采用“市场社会主义”某个变种的人之间展开的，后者逐渐取得胜利，但成功也来之不易。只需指出下面一点就足够了，“市场”这个概念本身最初是在经互会国家相互关系领域获得承认的，当时在1986年正式提出了形成“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的任务。
对这段历史值得详细谈一谈。苏联经济学界其实从经互会成立之初起就承认存在“世界社会主义市场”及其固有属性——相互贸易的价格、货币关系和信贷关系，不过当时强调的这是一种特殊的、由计划调节的市场。
1970年代中，笔者试图质疑这一立场。我曾说，在国家通过计划方式实际上早已协商好交换的各种参数的条件下，不能把交换的补偿性质看做是存在市场的征兆，为这一交换服务的整个“商品—货币手段”只是在形式上与市场原型相似。
1986年对问题的提法与以往消过毒的关于“世界社会主义市场”的议论有本质的不同，因为这时提到了广泛发展微观的关系（“直接联系”），当时就已明白，在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丰富多彩的国内市场之前，不能实际指望经互会国家之间形成一体化的市场，但正是这一点才是这个思想的长处：它推动承认真正市场改革的必要性。
但是不能不承认，随着市场思想占据优势（“相对的商品派”取得的对“相对的察戈洛夫派”的胜利）而来的是经济问题与日俱增，整个国民经济失去平衡，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指望市场错了，更不在于当局优柔寡断，问题是尽管我们认识到市场的必要性，仍然对它的实质认识十分肤浅，因此我们的行动前后脱节，没有配套，往往不能一以贯之，其结果是我国落入了独特的“体系间状态”——已经不是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了，但还不是市场经济。
人们逐渐认识到有相应动机的经济主体对于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十分重要，同时此时“已解放了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大肆盗窃形式上仍属公有制的财产这种恶劣表现已经昭然若揭，使我们陷入困境，因此在改革落幕时制定了私有化法，这个法律旨在对主要的国有部门进行股份制改造。在现实的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条件下出现了产生有机的市场环境的前景，我国当时其实已开始告别实现纯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希望。
思想理论斗争当然并没有停止，包括在“市场派”阵营中也是如此。我当时仍拥护构成雷日科夫—阿巴尔金计划基础的立场，至今仍然如此，我坚信，实现以立即取消启动市场力量道路上一切限制为取向的“500天”计划，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休克和一系列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盖达尔改革一开始实际上就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我认为，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这场争论中尽管受到“民主反对派”前所未有的压力，仍持“犹豫不决的”立场，证明了他有良好的经济直觉和政治上的清醒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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