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作家尤·邦达列夫把苏联的改革比做一架已经升空却没有确定着陆地的飞机，作家的这个比喻当时引起改革派强烈指责，今天很清楚，作家的讽刺是正确的，因为在改革之初只对所期望的未来虚幻有一个大致轮廓，这个形象在后来不断得到修正，但最终显然“降落”到不是我们想去的地方。转向民主制和市场的成本高得出奇，其中包括国家解体、大量同胞英年早逝或胎死腹中、大多数居民被私有化洗劫一空、俄罗斯科技潜力损失惨重，如此等等。
但这是否意味着像作家所暗示的那样不该“起飞”呢？即使现在，尽管我明知我国这些年来历经磨难，仍然不能同意这样的说法。
首先，如果苏联改革的成功是指文明的、以社会为取向的、以民主制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的形成的话，那么改革成功的机会是有过的。历史不允许假定，但很清楚曾经有过不少可以分道扬镳的分流点。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俄罗斯领导人不是联盟中央的反对者，而是联盟中央的盟友的话，情况将会如何。
可惜这些机会没有被利用。这里的问题当然不是改革倡导者恶名在外的优柔寡断所致。我以为，改革不能以令人快慰的肤浅的创举为限，在普遍（或几乎普遍）同意“为了更好地生活，应该作某种改变”的背后，对实现这些变革的实质和方法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这一事实越明显，米·谢·戈尔巴乔夫就越坚信，成功取决于是否能把每一个人（假定说是“臭名远扬的察戈洛夫派”和毫不妥协的市场派）的真理熔铸成某个关于要寻找的社会结构的完整的新观念。但是当时我们已经着了迷，我们顾不上孜孜不倦地去寻找真理和共识，改革的“飞机”遇到暴风雨，不是因为不清楚确切的目的地就起飞了，而是因为这架“飞机的机组和乘客”不去共同确定航向，而是在“飞机”上打得不可开交。
其次，要是改革的详细实施计划没有制定好之前不开始改革，岂不更好？若是终归要开始，那么改革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好呢？
我在考虑这个问题时，记起了1992年深秋的一件事。当时我出席加里宁格勒州斯韦特洛戈尔斯克市举行的一个大会。给我留下记忆的不是这次大会，而是大会中的一次宴会。我的邻座不仅现在是该市的重要企业家，而且过去是该市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他们喝了点酒，就开始大骂米·谢·戈尔巴乔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什么对不起你们吗？”我提了个天真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是愤愤不平的回答：“怎么啦？他该马上就说清楚，应该建设资本主义，那我们就会同心协力地去抓工作，一切早就办妥了。而他却用种种神话来骗我们，我们差一点把市里的权力给丢了！”
于是我想，要是1985年春天不开始改革，在这样一些家伙领导下我和我的经济学家朋友们至今还会在“有计划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这一用语中该强调哪一个词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我们国家会更无望地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而可能进行的改革带来的风险会越来越大……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历史的转折：一个目击者的思考(1)
历史的转折：一个目击者的思考
奥列格·博戈莫洛夫
20年来我国进行了艰难的改革，对这一改革的结局仍是争论以及乐观和悲观预测的话题。学者、政治家、政论家们都试图弄清楚，自苏联改革起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这对被变革席卷的人们和民族的命运有什么影响。
改革年代离我们越远，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倡导的那些年变革的历史规模就越清晰，但有一个问题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那就是：为什么俄罗斯的社会改造道路会如此痛苦，中欧和东欧这条路走得要快得多，成功得多，中国的经济成就与其形成的反差给人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
苏联的改革开始时很谨慎，似乎一步一步地进行，引起当代世界发展的构造性位移。通常认为米·谢·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总书记的那一年即1985年，是我国历史过渡期的开始，但是只有从1987年起重大变革的到来才变得十分清楚，“改革”的概念才深入苏联日常生活之中，在此之前只是积累了意识和政治变化的前提，要移动苏维埃制度这样的庞然大物，更不用说把它颠倒过来，是一件几乎难以胜任的事，需要技巧和政治勇气，革新来得很慢，像在一口又一口地吸进新鲜空气，给人以希望的解冻不时被倒春寒所取代。
米·谢·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之初，只是试图用行政手段使经济现代化并加速经济的增长，但不久他就相信有必要采取其他解决办法。按照他的看法，必须调动群众的干劲，使他们成为改革的积极参加者，因此他开始扩大公开性，扩大政治自由，容许意见多元化，主张民主选择发展和社会结构的道路。
一段时期后看到的改革不同于当时许多人理解的改革。1997年12月米·谢·戈尔巴乔夫在一次接受国外采访时把改革的实质概括为以下几点：
放弃苏共的垄断及其独揽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权力。
取消国有制垄断，经济顾及人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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