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经济主动精神和承认私有制。
实行真正的政治自由。
奠定议会制基础，实行意见多元化和多党制，言论和信仰自由，以及公民自由出国的权利。
公开辩论和民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结构。
对外政策的基础是清醒的理智，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竞争。
此外，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在令人痛苦的“新奥加廖沃进程”中改革又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我国联邦制结构的民主改革。
米·谢·戈尔巴乔夫起初对“联邦制结构”的民主改革并不重视，在苏联开始缓慢地分崩离析，保护国家完整的强力手段不起作用的时候，他才大力去抓这一改革。
改革意味着社会思想和实践的革命性转折；伴随转折的是十分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观点因循守旧和变革决心程度不一的保守派与多种色彩的改革派（从极端激进派到温和民主派）之间开始划清界限，人们强烈感觉到苏共党和国家机关的抵制、行政管理系统的惯性，当时用“阻塞机制”这个委婉语来称呼抵制改革的势力，而这个机制在垂死挣扎，可是米·谢·戈尔巴乔夫仍然一度成功地从保守派手中夺取一个又一个阵地，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我们和全世界在许多方面要感谢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成就和结果中有：冷战结束、中欧和东欧国家出现进行“天鹅绒”俄文为“бaрхатный”，这个词既表示“天鹅绒的”，又表示“温和的”、“秋天的”。这里说的“天鹅绒”革命是一语双关的用法。——译者注民主革命的条件，两德统一。同样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解放，在俄罗斯和其他后苏联国家里程度不一地确立了民主制度，公开性，言论自由，公民社会，法制国家和以社会为取向的市场因素。不能不提到恢复历史真相，吸引大多数居民投入积极的政治生活。这些成果至今尚存，尽管有人尝试取消和阉割民主，限制言论自由，重归谎言政治，让市场改革和司法实践服从于官僚阶级、新资产阶级和刑事犯罪分子大发横财的利益。
米·谢·戈尔巴乔夫受到冥顽不化的共产党员和斯大林主义者来自右面的和操之过急、往往走向极端的“民主派”来自左面的攻击，他不得不随机应变，以避免局势严重激化，但事态有其自身的惯性，变得越来越失去控制。
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可以说是一个转折，在这次选举中许多经苏共中央批准提名的党的头面人物落选，我在莫斯科塞瓦斯托波尔选区赢得了这场艰难的选举运动，我的对手是苏共检查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在大大小小的许多会议上很容易感觉到绝大多数选民的情绪，他们寄希望于民主革新、新生力量掌权，表现出对旧的党内高层官僚的不信任。
人民代表大会于1989年5月底开幕，克里姆林宫里2000多名代表济济一堂，这次大会上的大多数代表受过苏联政治制度的传统教育，习惯于完全一致、不假思索地赞同上面提出的一切，对敢于不同意多数人立场、发表自己意见的人怀着难以掩饰的敌视态度，会议上代表不同意见的基本上是人数很少（几十个人）的被称作“跨地区集团”的一批代表，自发组成这个集团的人尽管所持的民主信念各不相同，但却都反对行政指令体制和党内高层官僚的无限权力，这些主张我国社会进一步深刻彻底民主化的代表的发言和建议引起与会者公然的不满，因此尤·尼·阿法纳西耶夫才有理由把这多数代表称作“好斗又听话的人”。当时党的领导人想要的正是这样的可以控制的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的议程除了花去很多时间的组织问题和程序问题，还列入了根据米·谢·戈尔巴乔夫报告对内政外交紧迫问题的讨论，应该说，这场讨论成了代表大会工作中的中心事件。代表们的发言大都涉及政治制度、政权性质、进一步民主化、民族政策等问题。安·德·萨哈罗夫在代表大会开始提出的关于通过将权力全部转交人民代表大会的法令的建议对代表大会总的气氛产生了影响。法律上代表大会似乎有这样的权力，但是事实上权力完全由党垄断，法令草案的指向就是反对这一垄断。这一法令建议当然没有得到支持，后来这位发言者不止一次由于人们故意鼓掌或关掉话筒而被赶下讲台。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历史的转折：一个目击者的思考(2)
当时经济尽管困难增多，却得不到应有的关注。许多发言人依然持一贯的派头，指出他们担心的问题，要求政府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尼·彼·什梅廖夫的讲话对国民经济现状的看法新颖，见解独到，博得了与会者一致的掌声。这个讲话部分地发挥了他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的激起舆论议论纷纷的《预支和债务》一文的思想。
代表大会唤醒了对社会生活进一步民主化和加速经济改革的期望。代表大会决议谈到向新的经济模式过渡、改变所有制关系、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等问题。不久政府成立了由列·伊·阿巴尔金领导的经济改革委员会。总之，人们感觉到，坚冰终于移动了，出现了弥补稳定和改革经济方面损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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