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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_[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完结】(99)

  作者看来对美国总统的意图了如指掌。我对此一无所知。但我参加了戈尔巴乔夫和老布什的历次谈判,十分清楚没有描绘过任何“虚无缥缈的友好图景”。为什么要“奖励”我们呢?那些国家不再是我们的盟国,自己退出了华沙条约组织,更何况“埋葬”民主德国的不是我们,而是该国的公民们。

  作者稍后又写道:“……普京同小布什玩的游戏要比戈尔巴乔夫同老布什玩的实用得多,因为我们用不着什么全球联盟和令人头晕目眩的从欧洲到火星的俄美兄弟般团结的计划。”

  当时关于“全球联盟”同样没有提过,也不可能提出,至少因为我们当时刚刚摆脱冷战,谈判的情调是与此相适应的。也没有什么“俄美兄弟般团结的计划”。但是签订了具体的协定:完全得到履行的销毁中程导弹的条约以及俄美两国总统在新的关于战略性核潜力的条约中批准的关于第一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

  至于“普京不是戈尔巴乔夫”,这用不着争论。看来这是在暗示总统和外交部长都没有声明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与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有继承关系。但是这样的继承关系确实是有的。将我国纳入世界经济的取向,同西方合作的方针,同主要国家领导人建立信任关系的努力,不死抱住对我国有害又毫无意义的立场不放的实用主义决心,都是如此。

  (顺便补充一点,后来证明《消息报》关于普京和布什“绅士协定”的这篇文章作者的推测也完全站不住脚。他在这里显然把愿望当成了现实,而这对记者如同对政治家一样是犯忌的。)

  在戈尔巴乔夫任总统的最后几年,尤其是最后几个月,我对他越来越忠诚,因为我看到人们昨天在说到他的名字时还喜形于色,现在却迅速改变取向,转而对他和他的政策破口大骂。这种变态的背后往往有着跳上火车的踏板并加入“胜利者班子”的愿望。当时以及后来,这些人中的许多人用各种理由来论证他们逃跑的理由,但是有趣的是,在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不满”中也出现了“语言学”或“修辞学”上的论据。他们至今仍不时以令我吃惊的(但很有道理的“下意识”的)敌意取笑戈尔巴乔夫南俄的口音以及有两三个词读错了重音,等等(纳博科夫说过:“……思想、举止、口音在某个时间和空间一定会遭遇到为此发火的众人严重的敌意。”)。有时这甚至变成十分荒唐的对译员的“吹捧”,他们说:戈尔巴乔夫在那里“胡说八道”,根本弄不懂他在说些什么,谢天谢地,幸亏译员救了他。我想对这些“指责”和“吹捧”作一个答复。

  确实不能把戈尔巴乔夫的讲话称作很流畅。这位苏联领导人是多少年来面对千百万人不看讲稿讲话的第一人(他给了这千百万人不必害怕、想啥说啥的机会),他经常处于激烈的政治斗争形势下,他对此不愿保持沉默,便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斗。这时顾不上修辞,顾不上语法。而且在比较从容的场合,他一贯想和人们交流,正如人们交谈时常见的那样,他的“出声的思考”有时显得有些颠三倒四。我还是认为,这要比他前任的封闭态度、纯形式的支吾搪塞或词不达意的平铺直叙好得多。我可以十分负责任地说:尽管在我的译文中他的语句在语法上准确了,修辞上作了些修饰,我从来不对所说的内容添加什么或润色什么。遗憾的是,在一定的阶段,我国的知识分子不想理解戈尔巴乔夫,要是他们想的话,那么“形式和内容不相符”不会成为障碍。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而不是修辞。西方伙伴理解戈尔巴乔夫,不是因为他的讲话译得好。如果没有内容,任何译员都帮不上忙。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是有内容的。

  总的来说,“不看稿子讲话”的优点往往被夸大了。我并不想找到戈尔巴乔夫与果戈理的相似之处和把他们两人相提并论,但仍想(作为“供思考的信息”)引用Л.И.阿诺尔迪回忆录中谈这位俄国伟大作家的一段话:“果戈理经常使用‘过分(слишком)一词。这是他文体的一个特点,他的文体往往不正规,有时很复杂,但强有力的东西很多,而很少有某些俄国小品文的那种轻松,因为这些小品文只关心语言的正确,而不关心文体的力度和精确度。”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弦外之音?(3)

  对戈尔巴乔夫还有一个不满,是他偏好“社会主义的高调”。这里又是该怎样来提出问题:词语背后是什么?一个领导全国的政治家,几十年间一直宣扬自己的“社会主义属性”(更何况还是共产党总书记),别无选择,因为社会主义高调是他政治上唯一可以接受的用语。拒绝这种用语,就等于转而去用依地语或斯瓦希里语,这样的总书记,早在1991年8月之前很久,也不用借助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就要被“收拾掉”了。而在“文本”背后则是戈尔巴乔夫继承下来的、从斯大林时代以来并无很大变化的制度正在逐渐得到改造(我至今不明白如何称呼这个制度;由于种种原因,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制度”或“威权主义制度”都不太合适)。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个制度的一切主要支柱都被清除和冲垮——举行了差额选举;准许了私有制的存在(起先是合作社,后来是打着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的旗号);宣布了公开性,很快又发展为言论自由;改变了对宗教和教会的态度;准许自由出国;结束了实际同世界各国的对抗。而且不仅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实际思想迅速朝社会民主主义演变,而且还为右得多的思想派别开放空间(我记得1990年一个英国人对我说:“你们年轻的经济学家比撒切尔本人还更撒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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