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东横峰、弋阳一带，方志敏、邵式平所收编的是当地土匪、景德镇附近的溃兵。
当时，蒋介石正在忙于蒋、阎、冯中原大战，无暇顾及红军。
看完陈独秀文章，蒋介石说：“陈独秀当过共产党的总书记，他说的话很有用处，可以在围剿江西红军的时候，到处散发陈独秀的文章，帮我们宣传。
李立三见到陈独秀文章，十分生气，“陈独秀们竟与国民党改组派豪绅资产阶级一样的骂红军为土匪，可见陈独秀们走到什么地方去了”。
当时周恩来已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中国问题学术研究会后，维经斯基写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在苏联《中国问题》1930年第4—5期刊出，其中说：“对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同时还应当说，托洛茨基反对派胡说什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是有过失的，这根本不是事实……
我和中共中央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是由于没有正确理解这一指示要求将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紧密结合的全部意义……
实际没有贯彻这一指示……
我认为，陈独秀在一些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言论，偏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不够理解所致，而不是一个业已形成世界观的人所表达的观点……
我以为，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其他同志，在革命知识分子中，后来又在无产阶级中享有很高威信……
陈独秀也可能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
当然，这就要求按这个方向在思想上影响陈独秀……
我对待陈独秀的观点和方针的态度当然是错误的……
不能把陈独秀的观念和观点的发展，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混为一谈……
我不能同意一些同志的意见，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在1927年失败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和整个领导受陈独秀的影响很深……《中国问题》1930年第4—5期在刊登维经斯基文章时附编辑部言：“维经斯基同志在其检讨错误的文章发出以后，又在红色教授学院讨论萨法罗夫同志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
后来，在讨论过程中，他修正了这些错误，承认同志们批评他的不彻底性是正确的。
编辑部认为，维经斯基同志按照党的要求，改正了自己过去的错误。
至于鲍罗廷同志，他在当时犯的决非是小错误，后来他又多方掩饰这些错误。
因而，编辑部对于鲍罗廷同志的沉默，表示惊讶。
维经斯基的检讨(2)
这种沉默尤其不能令人理解的是，几个月前，在中国研究所讨论会上，鲍罗廷同志曾声言，最近他要作出相应的报告。
鲍罗廷同志作为一个党员，他的义务是，应当记得自我批评的必要性。
陈独秀污蔑红军的文章，在党内引起了共愤，《红旗》组织了一批文章进行反驳。
6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罗绮园化名“易元”发表《红军与陈独秀先生》；6月18日，《红旗》发表《陈独秀的嗅觉》；6月21日，王明以“韶玉”笔名发表《什么是流氓与匪?》；7月5日，徐德发表《论红军的前途——复陈独秀》等。
8月下旬，刘仁静到提篮桥陈独秀家，带来托洛茨基的来信。
托洛茨基说，他看到《告全党同志书》，十分欣赏，说：“我觉得这封信是一个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
特别在民主专政问题上，陈独秀同志采取了完全正确的立场。
《告全党同志书》是刘仁静寄给托洛茨基的。
早在4月下旬，刘仁静收到了托洛茨基来信，说：“你的信上说陈独秀的声明有81人签名，务请将他的声明忠实地翻译出来，寄给我。
此事很重要，我请您翻译时尽可能地完美与确切。
这次，托洛茨基对陈独秀评价说：“但我们有了像陈独秀那样的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党籍，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能够不理他呢?他能知道许多像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
反对派中许多青年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
托氏在信中对刘仁静说：“请你代表我向他问候，读了他去年12月10日的信，我非常欢喜，我坚决相信我们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
陈独秀读完信，喜上眉梢，说：“也请你转达我对他的问候。
在这之前，“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十月社”吵吵嚷嚷，互相攻击，主要目标是刘仁静。
“我们的话派”甚至出版“反列尔士专刊”，做出将刘仁静、宋逢春开除出“总干”的决议。
同时，“我们的话派”在区芳主持下，将梁干乔、张师开除出“总干”。
刘仁静搜集了不少老托文章、著作，视为私人财产，不愿轻易与人。
因此“十月社”同伙虽然认为刘仁静理论知识丰富，但因自私，与人相处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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