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董汝成一气之下，离开“十月社”，回陕西老家去了。
到了十月中旬，刘仁静本人被“十月社”开除。
这时，刘仁静日子很难过，老托来信，帮他靠近了陈独秀。
潘兰珍(1)
1930年下半年，陈独秀从提篮桥一带搬到熙华德路一幢石库门房子住。
在陈独秀住的石库门房子的亭子间，住着一位年轻的单身女士，圆圆脸，扑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从穿着举止看，不像是坏女人。
陈独秀找了一个机会和她攀谈，知道她叫潘兰珍，是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
潘兰珍是苏北南通县人，4岁时，父母带她逃荒到上海，父亲在外滩码头搬东西，母亲捡煤渣。
后来父亲到英美烟草公司当工人。
潘兰珍13岁到纺织厂当童工，因受一个流氓的哄骗，同居后生了一个小孩。
小孩夭折后，潘兰珍被抛弃。
陈独秀见潘兰珍是工人，顿生好感，见面时话也多了起来。
陈独秀自称姓李，南京人。
大约是想到高君曼在南京住。
两人都是独身，又都无依无靠，闲时，潘兰珍帮陈独秀洗洗衣服收捡房间，陈独秀帮潘兰珍识字学文化。
一来二去，两人生了感情，搬到一起同居了。
潘兰珍生于1908年，这年23岁；陈独秀生于1879年，这年52岁，两人相差30岁。
不知道的人以为他们是父女，不以为怪。
谁也想不到他们俩是一对夫妻。
秋天，赵济、刘胤、王平一、徐乃达、闵荫昌、解叔达、来燕堂7人成立了托派小组织“战斗社”。
其中只有来燕堂一人没有留苏，其他人都是留苏学生。
赵济、刘胤、王平一、徐乃达、解叔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政治班，闵荫昌在东方大学军事班。
赵济在大革命时，曾是中共党员，在唐生智36军做政治部秘书，后到苏联转为托派。
成立“战斗社”，他自任书记。
出版“战斗”刊物。
另3派瞧不起这一派，“战斗社”不仅人数少，刊物也空乏无物。
就在这时，“十月社”、“陈独秀派”收到托洛茨基9月1日的来信，信上说：“(一)国际局的立场并不袒护中国左派反对派的某一派来反对另一派……
(二)因此任何中国左派反对派的哪一派都不能认为自己是国际反对派的代表以此对另外的派别。
(三)对于陈独秀的派，也是如此……
我未看出来为什么几个中国同志继续称陈独秀同志的派为‘右派’的理由。
老托以“国际局”的口气讲话，4派决定各派两名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
“无产者社”代表马玉夫、吴季严；“我们的话派”代表区芳、陈亦谋；“十月社”代表王文元、宋逢春；“战斗社”代表赵济、来燕堂。
陈独秀、彭述之因为是“老干”，不做代表。
刘仁静受到“十月社”排济，进不了协议委员会。
11月，他写信给陈独秀，希望加入“无产者社”。
彭述之不同意，说：“坏就坏在刘仁静身上，他以正统自居，以自我为中心，和谁都搞不好。
”陈独秀说：“原指望他把大家组织起来，现在争来争去，无非是咬文嚼字。
陈独秀给刘仁静回信，劝他不必加入“无产者社”，同时希望刘仁静“对统一运动特别努力，以弥补过去的缺陷”。
4派开协议会时，马玉夫根据彭述之意见，提出“统一大会代表应按人数多少的比例选出”。
赵济、来燕堂反对，因为他们只有7人，“无产者社”签意见书就有81人。
区芳、王文元等人也反对以“无产者社”为中心。
筹备会议开不下去了。
其他几派给老托去信：“‘无产者社’以多欺少”，没法统一了。
托洛茨基回信说，他赞成“无产者社”意见，大会代表不以单位为代表，而以人数之比例推选。
赵济等人见老托偏袒陈独秀派，嘴上答应，心里不服，开会仍消极，软磨硬拖。
尹宽干着急，想找陈独秀商量，到了熙华德路陈宅，才知道陈已搬家了。
年底的一天，潘兰珍和陈独秀闲谈，说：“我们亭子间住着一个老西。
“老西”（老C）指共产党。
陈独秀吃了一惊，说：“这是政治事，不是闹着玩的，你不要管这些事。
陈独秀和郑超麟商量说：“老西和我们住一起，不好工作，要是国民党特务，更麻烦了。
郑超麟问：“潘女士可靠吗?”陈独秀说：“可靠，她什么也不懂。
她不知道我是谁。
郑超麟劝陈独秀搬家，不要告诉别人新地址。
几天后，陈独秀在郑超麟帮助下搬到周家咀一条弄堂。
陈独秀告诉彭述之，“找我先找一家裁缝店，裁缝店前楼就是。
一天，尹宽在路上遇到陈独秀，像是遇到救命稻草，忙拉陈独秀到自己家中。
一坐下来，尹宽就说：“你搬家后，我几次找你，问彭述之你的住址，他都是含含糊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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