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琳在儒学上根基太浅，双方谈不拢只能决裂了。格物学虽然有皇室背书，甚至入大本堂讲学。
但是基本盘都是一些工匠，也就在北京附近传播，影响力太小了。
唯有心学，本身就有根基，根基就是南宋永嘉之学。很多人只知道王阳明的心学，却不知道心学这个概念很早就有了。
经过陈白沙再次处理之后，赋予了时代的特征，特别是契合了一些商人的心理。在南方沿海广为流传。
什么四民一体，儒商理论，都是从陈白沙的一些学说之中派生出来的。
曹鼐之所以认为这是朝廷之大患，就是因为这是学说本身就是拥护朝廷大一统本身相悖的。
这个大一统，本身也是公羊学的成果。
并不是仅仅是政治上的大一统，也是思想上的大一统，将天下所有思想归纳为一，也就是所谓的一道德。让天下所有人都以一个思想体系说话。
第五十一章 即将撕裂的大明
很多人觉得思想上的问题并不大。
不，不管任何时候，思想上的问题从来是大问题。
有了启蒙思想，才有大革命。
而儒家对于思想控制从来是有自己一套的，可以马上打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治天下须用儒生，这些观点就证明了。
儒家学说对于如何管理一个超级大国，是有自己的逻辑。
这种逻辑就是一个道德模式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而今思想混乱却是严重冲击各地的人心。
大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个模式，朱祁镇虽然一直想改变的，但是有这个经济基础在这里，虽然这些年有所动摇，但是本质上并没有改变这一点。
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下的士大夫集团，是维护大明统治的根基，但是这个根基反而四分五裂。很可能由下层影响到了上层。
最后一个结果，就是党争。
朱祁镇当皇帝这么多年了，他当然知道。大明中枢从来不缺少政争，即便朱祁镇而今很少出手，颇有无为而无不为的感觉。
但是即便如此，内阁之中政争少了吗？
从来没有。
只是政争与党争还是有区别的。
这还是大家有一套相同的价值观，如果彼此信奉不是一个学说，价值体系不连通，这种党争就恐怖不知道多少倍。
曹鼐语气越发忧心忡忡了，说道：“士风日下，民风日堕，更令臣忧心，自从正统三十年以来，小民汲汲于小利，不务耕稼。反而忙于下业，以至于土地荒芜。此辈游手好闲于府县之内，聚以数万，为人雇佣，然此非长久之利，一旦有变，就如而今江南之变，此乃霍乱之源，陛下不得不慎重。”
朱祁镇听了这一句话，反而放心了。
同样的现象，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反而能看出不同的情况。
曹鼐所言，可以概括为一个概念，那就是城市化。
一条鞭法，将土地对百姓的束缚降低了很多。而商业的发展，更需要很多劳动力。于是就很自然出现了，百姓从农村向城市的迁徙。
这种迁徙自然也造成了很多的社会问题。
这一次江南之乱，就是很明显的。
朱祁镇来江南不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
只是曹鼐也看见了这个问题，他心中的解决方案，绝对不是与朱祁镇所想是一致的。
曹鼐看朱祁镇依旧沉默，继续说道：“此两者不过是表象，臣所畏惧的乃是人心之变。民不安于下，商不安于位，士子不思报效国家，反而经商与小民争利。朝廷百官也不以言利为耻。遇一事，则思此事于我有何利？”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而今陛下四十年之经营乃有今日，臣恐此等隐忧能令陛下四十年之辛苦，毁于一旦。冒死而言，还请陛下恕罪。”
朱祁镇说道：“卿何罪之有？而今局面，卿有何策？”
朱祁镇虽然对曹鼐很多说法，并不是太感冒的，但是有一点朱祁镇不得不承认，曹鼐说的对。
朱祁镇要面对的是即将撕裂的社会体系。
太祖皇帝所建造的体制，就是为了将大明建立成一个大农村，彼此安安分分在村子种地就行了。
甚至以固定税额，将当初的一切都固定下来。
朝廷每年从各地征收的赋税都是定额。
军户，匠户，等等户口制度，更是希望能够父子相承的继承下去。
如果世界是一张照片，或许太祖皇帝的想法就能成功了。
可惜世界是运动的。
一切都在变化的。
太祖皇帝体系已经不在适应于而今的世界了。而朱祁镇的变法更是加剧了这一切。
从官场到士林，从士林到民间，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商业，从商业到工业，一切都在变化之中。
在这种不同的变化之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利益诉求。
而这些利益诉求在彼此对立且碰撞的。
并非在此之前没有。
而且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这么激烈过。
不管愿意不愿意，朱祁镇都必须面对这个结果，一个撕裂的社会。
不过，朱祁镇从来不后悔。
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因为，朱祁镇不这样做，这个社会就不会撕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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