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同时既可以一定程度地避免学年制‘一刀切’、‘齐步走’、灵活性差等不利于早出人才的弊端；也可以避免学分制中不易管理，教学秩序难以控制的缺点。如此优秀的教学制度，拿到几百年后的大学教育，也一样不落伍。
其教育成果也有目共睹，甚至及至中叶，国子监仍名儒辈出。如李时勉、陈敬宗、章懋、罗钦顺、蔡清、崔铣、吕柟分教南北，昼则会馔共堂、夜则灯火彻旦，如家塾之教其弟子，故成才之士多出其门。
但更让人惊叹的还在后头，国子监生员在率性堂积满学分后，仅获得为官从政的资格，只有实习历事合格，才有为官从政的权利。洪武五年，当时有鉴于进士出身的官员，多幼稚而低能，朱元璋志于培养经世致用的官吏，提高其实际的治事能力，在国子监首创此教学实习制度，即实习历事制度。
此制的具体规程为，监生在修满学分后，都要被分派到政府各机关‘先习历事’，即进行教学实习。在实习期间，学生轮流在中央和地方各部门接受实践锻炼，主要任务是学习处理各种政事。这个时期的监生被称为‘吏事生’，除被分配到政府各部门外，也有被分派到地方的州和县，或清理粮田、或督修水利等，旨在培养监生的实际行政能力。
最可贵的是，国子监还对这种实习历事，制定了严格的实习考核办法……国子监明确规定，监生在监外历事与监内读书一样，必须参加考核，且将考核成绩与任官直接结合。考核的具体办法是：‘定考核法上、中、下三等。上等选用，中下等仍历一年再考，上等者依上等用，中等者不拘品级，随才任用，下等者回监读书’。
朝廷曾十分重视这种实习制度的贯彻实施，每次实习之前，都先将历事监生人数通知各衙门，然后各衙门按需接收吏事生，若有剩余则由吏部统一分配。接收历事生的各衙门要教之政事，并且有责任考察其勤惰。历事生历事期满经考核达标，才可奏请吏部附选，‘遇有缺官，按次取用’为正式官吏。
这种将在校学习与校外实习相结合的教育制度，起因是为了弥补官吏在行政能力上的不足，然而监生通过实习历事，可以广泛地接触实际政务、获得从政的实际经验，十分有利于其才干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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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本朝的国子监教育，要比宋代太学那种闭门造车、培养人才的方式要高出一筹，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监生的实际能力也是宋代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唇腐舌敝’，‘率至亡国而莫可救’的太学生所望尘莫及。
事实上，本朝行政能力最强、国家最强盛时期，也正是这种教育制度，被执行最好的阶段。
然而随着土木堡之变后，本朝国力转衰，国家财政出现危机，开始允许富家大户‘输捐例监’……也就是用钱买监生资格，导致国子监生员数量暴增，质量下降，许多监生用十几年都完不成学业；同时，朝廷也无法负担高昂的教学费用，且对不用发薪水的吏事生，抱着不用白不用、用了也白用的心态，要求国子监降低毕业标准，缩短监生在校年限。为了省钱，甚至要放监生回籍‘依亲’读书，教学质量已经无从谈起。
与此同时，在国初不怎么吃香的科举成了正途。时至今日，且不说部院大臣，就连地方的知府，朝中的郎中，也全都是两榜进士出身。而监生因为自身素质、尤其是文化素质的下降，导致地位江河日下，穷其一生，也只能在衙门底层厮混，在地方做个知县、通判撑破天、在朝廷则集中在鸿胪寺、太仆寺这样鸟不拉屎的冷衙门里，毫无前途可言。
结果监生们愈加心灰意懒，甚至普遍出现了，富家子弟雇人在衙门历事的情况，考核更是流于形式，完全让人想不起太祖末年，朝中大臣皆由国子监而出的盛况了。
但曾历任国子监正副校长的沈默，对国子监的前生今生却十分的了解。正因其了解，就愈加心痛——改革国子监，使其重新恢复作用，这是埋在沈默心中多年的想法了。当年任司业时，他便与当时任祭酒的高拱、同任司业张居正，一起探讨过这个问题。两人都认为，他的想法是完全有意义、有必要、也有可能实现的……首先，它有祖宗法度这面大旗护着，所以只要能掌握政权，便可强力推行，无人敢明着反对，只要顶住一段时间，这些人能做出成绩、形成气候，则成万世不易之典矣。第三，托太祖皇帝的福，本朝的官吏人数，可谓历朝历代最少，并不存在冗员问题，甚至中央各衙门、地方各府县，都存在着严重的缺编少员现象，如果要提高朝廷行政能力，必然要增加官吏编制……这种事情向来不会为官吏队伍反对……所以在不增加取士数量的前提下，有足够的职位提供给优秀的监生，不会太触及进士队伍的利益，所以此事可为。
但这要三个前提条件，一是，要掌握了国家权力，底线是至少在内阁说了算；二是，要先进行吏治改革……至少要在第一批新监生完成学业后，有足够的官职提供，这才能达成良性循环；第三，是要杜绝捐监之门，在这一点上，不只是三人，朝野也早有共识，要想提高监生的质量和地位，首先就得把拿钱进来混子日、混头衔的，从监生队伍中赶出去。所以必须要取消输捐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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