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秉承李悝一脉，讲究定名止分，用法律约束世人的生产活动。如同天道设定四季，万物各行其道，不越规矩。这其实是从道家中脱胎出来的思想。
韩非被后人称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却是大儒荀况的弟子。他的思想看似与商鞅相类，却是真正的儒家思想。他强调的是由“礼”而“法”，名实相副。
虽然韩非也写下了《解老》、《喻老》两篇，认为国君应当无为，而法条则必须无所不为，被后人称为“道法家”。实际上，他只是借用了李悝、商鞅的立法手段，核心仍旧是为了达成儒家圣王“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的理想。
儒源于道，采以法；法源于道，成于儒。三家互补互存三千年来，已经脉络纠缠，只有皓首穷经，专研元典的大学者才能将之理清分明。这已经是哲学家的层面了。
世人不可能各个都是哲学家，甚至对这些完全没有兴趣，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生活是否安稳。所以事实如何完全没有深究的必要，只有站稳立场才是王道。
侯方域见吴伟业总算有了悔意，暗松了一口气，一桩心事算是解开了。
第346章 马蹄带得淮河水（3）
崇祯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朱慈烺在洛阳召开了河南省知府级会议。会议由河南巡抚兼布政使周应期主持，皇太子安排下一阶段各府工作，表彰政绩优异者如开封知府廖兴、归德知府侯方域。
同时还宣布了新的行政区划。
首先是怀庆府和卫辉府合而为一，新成立的怀庆府下辖十二个县，成为河南大府。其次是汝州直隶州再次划归南阳府，如今的汝州知州暂领襄阳府。这样就能节约出来一套府级行政班子，提高行政效率。
作为一个礼教国家，必须遵循的基础原则就是：二人成礼，三人成仪。
看似一个简单的会议，绝对不可能所有人坐在一堂就打发了。知府桑开第对礼仪颇有研究，而且颇懂变通，将这场会议改成了“朝见”和“会筵”两个部分。先让众官朝见皇太子，然后各自入座，举行筵席。
筵席的气氛宽松，说话可庄可谐，正好和太子说的“会议”相符。
朱慈烺也很满意这种布置，他坐在居中尊位，下面的知府官员分了两边，相对而坐，就跟后世企业开高官会议没有区别。
为了应景，官员面前还放着食案，摆列着茶、水、果、糕，简单干净，节约开销。
“明年开春，全省各地，尤其是归德、怀庆，必须要保证春耕。”朱慈烺道：“明年山西方面的粮食希望能够从河南调拨。”归德和怀庆府是河南重点产粮区域，只要能够充分保证春耕开垦，做到全省自给自足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不过要是额外供应山西，那就有点压力了。
吴伟业和侯方域看着自己面前的茶水糕点，也觉得有些沉重。不过两府一向就是产粮之地，土地富饶，如今又有土豆玉米红薯等可以在山地、滩涂耕植的半粮，也不是不能完成任务。
“开封府，”朱慈烺望向年轻果敢的廖兴，“安民之后，首重治河。春耕可以量力而行，但是治河必须放在首位。廖兴，你若是能将这黄河治好，我为你请爵。”
廖兴连忙起身，躬身行礼道：“臣必定竭心尽力。”
朱慈烺很满意廖兴从来不讨价还价的工作态度。
自从西汉以来，黄河就不断地侵犯淮河。当国家太平的时候，政府能够有余力疏浚河道，修筑堤防，即便发生了水患也能赈济灾民。一旦国家有事，精力放在其他方向，黄河就会露出其凶狠的爪牙。
唐宋以后，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黄河挟裹着万亿吨泥沙涌入东部平原地带。泥沙淤积，河道被填为平地，河水自然漫溢，也就形成了不能耕种庄稼的黄泛区。
弘治四年，黄河在曹州黄陵岗、金龙口等七处决口，洪水北行在张秋进入会通河，北上的漕船、货船都被堵在张秋。弘治帝命副都御史刘大夏堵口。刘大夏制定并实施北堤南分的策略。在他主持下，朝廷兴建了自曹州至徐州长五百余里的黄河北大堤——太行堤。
黄河北岸大堤形成后，阻止了黄河北泛，保障了会通河畅通。但是放任黄河向南分流，却给黄河以南地区造成了经年不断的洪水灾害。最终黄河下游南向分支越来越多，分支愈多，河流的挟沙能力愈低，河道状况也就愈益恶化。
弘治时下游分成三支。至嘉靖末年，山东、南直境内的黄河多达十三股分支，黄河已经没有了主流河道。
嘉靖二十五年，为了治黄，人为把黄河引入泗水南流，和淮河一起入海。由于黄强淮弱，淮河下游积沙渐高，形成地上河。淮河不再成为一条畅通的水道，而在淮河较低地方，即在淮泗汇口以上的洪泽湖区，首先积水成一湖泊，把宋代以前各小湖连起来，成了洪泽湖。
也是因此，淮河地区水患不断。
直到嘉靖四十四年，潘季驯开始了长达二十七年的治河工程。
在潘季驯的治理之下，黄河终于趋于稳定，但是随着河床不断淤高，黄河两岸决口增多。从万历二十四年之后，黄河几乎年年决口，灾区甚至南移到了苏州一代。
就开封而言，除了黄河水患这等天灾，还有人祸。之前李自成攻打开封，为了尽快破敌，决河灌城，生灵涂炭。而且后来战事变迁，李自成也不曾经营过开封，破开的河口自然不会有人去彻底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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