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朝廷光复了河南，廖兴也向百姓宣告从今之后河南重归王统，那么治黄的重任当然落在了皇明开封府的肩膀上。
“按照惯例是要任命一个河道总督统筹诸地的，”朱慈烺道，“现在人手不足，只能先顾好眼前，等日后国家安定之后再彻底治理。廖兴，你也要着手培养一批能干的河工出来。”
后世都以为八股取士取出来的都是书呆子，然而在大明却并非如此。大明的科举非但能取出文学家、哲学家、各种人文大师，还能取出军事家、水利专家。
潘季驯就是嘉靖二十九年的进士，初授九江推官，升任御史，后来巡按广东，再升大理寺左少卿。可以说，在嘉靖四十四年之前，潘季驯就是个标准的法官。这样的简历若是在朱慈烺手里，绝不会让他去治河。
可偏偏潘季驯还真的治出了效果。
朱慈烺不敢奢望自己手里能再出一个潘季驯，仍旧还是想走专业方向培养的路数，提高河工素养，传承潘季驯的治河理念和手段。
廖兴在得知自己分到了开封府之后，就知道治河是个避不开的问题。他早早就让人去买了《宸断大工录》、《两河管见》、《河防一览》、《留余堂集》等等潘季驯编写的书稿，做了十足准备。这回皇太子将春耕任务都推到了后面，等于额外减轻了他不小的负担。
“豫西诸府仍旧是以编户齐民、设立村学、丈量田土、引渠灌溉为主，尽量做到粮食自给。”朱慈烺道：“等过了春耕，各地首先要进行学政考核，在行政开销上，学费开销不能低于总开销的百分之三十。”
现在的东宫系官员在廉洁上还是有保证的，只要将银子花在正确的地方，肯定能够看出效果。尤其是扫盲的最大的障碍已经被一件神奇的器物扫清，教育成果的收获比之预计大大提前。
那件神器就是炭笔。
小小一支炭笔，每支成本不过七个制钱，却能让学生有足够文字的写字练习，加快文字掌握速度。朱慈烺只是接纳了俗体字在办公过程中的使用，加之炭笔的推广，行政中间过程的效率就加强了不是一星半点。
只有当材料确稿汇总之后，才会交给老秀才用毛笔以正体字誊抄归档，这样就可以数百年地保存下去。
……
“今日殿下安排得如此细致，莫非是要回济南了？”
会议结束之后，知府们退了出来，纷纷议论。这也是书吏们的习惯，真正的进士官却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正事。
“听说已经有三道圣旨急召了。”耳目灵通者道。
“也是，要过春节了。”
“嘿嘿，殿下原本今年就要大婚的，国变之后就没顾上，这回肯定是要补上的。”
众人闻言，纷纷发出“理当如此”和“总算如此”的赞叹。
……
朱慈烺率先离席，并不知道这些属下正在议论自己的终身大事。在这个时代，臣议其君是十分不道德的，惟独婚事和子嗣这两桩私事例外。
因为这两件事归根到底还是一件事，那就是：国统。
第347章 马蹄带得淮河水（4）
大明许多优秀的政治家，或者说是官场老狐狸，在国统这个问题上都表现出了令人诧异的迂腐。
比如嘉靖时代的大礼议之争。
嘉靖帝与杨廷和为首的文官们就到底谁是他宗法意义上的父亲、该享受何等封号、能否进入太庙、以及庙谒和乐舞的规制……展开了长达十七年的斗争。最终，嘉靖帝以坚忍不拔和手段狠辣赢得了这场朝堂上的战争，为此也背上了“暴君”之名。
万历年间，万历帝宠爱郑贵妃，在郑贵妃的怂恿下想立郑妃之子朱常洵，而不是长子朱常洛，由此引发了历时二十九年的国本之争。一直到发生梃击案，福王就藩，方才落下帷幕。他不像祖父那样心狠手辣，所以败在了东林党手中。国本最终还是太子朱常洛，也就是朱慈烺的爷爷。
无论是为父亲争，还是为儿子争，说到底就是争“国统”。
朱慈烺最初并不能理解皇帝和文臣的这种执拗。等他真正能够从明朝人、明朝皇帝、明朝士子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时候，才明白其中深意。
想想看，文官们当初跟正德皇帝的关系也不好，而且嘉靖刚登基时在他们眼里还是个不错的年轻皇帝，起码没有正德帝那般胡闹。
兴献王本身从未得罪过文臣，是宪宗第四子，而且已经作古，就算给他个皇帝称号又如何？就算庙谒的时候排场大点又如何？就算乐舞的人数多点又如何？
但是，就不可以！
因为这些表象之下，是明帝国，乃至华夏社会的承重墙。
这面承重墙就是：纲常。
在儒教纲常的基础上，国家、民族、文化才能层层建设。若是这个基础被人破坏，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就会崩塌，秩序就会被破坏。而秩序一旦被破坏，他们所掌握的游戏规则也就会改写，甚至有极大可能失去制定规则的权力。
一旦皇帝有意无意地对这块基石、这种秩序、这个规则下手的时候，文官集团就只能争个你死我活，除非他们甘心坐以待毙。
当年董仲舒向汉武帝进献《举贤良对策》的时候，就是儒生们提出了一则极具诱惑力，同时也充满了对帝王进行束缚的契约。从汉武之后的历代皇帝，或是贤王或是昏君，都不得不在这纸契约中玩弄政治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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