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种种原因相叠加，宝钞除了作为一种货币符号，在宫中也指代帝室用的手纸。
估计百姓们也这么看。
天启年间就有人提出重新发行宝钞，以解决国库不足用的问题。崇祯十六年，蒋臣在国家最为难的时候旧事重提，得到了崇祯皇帝的支持，升为司务，参与宝钞发行事宜。只是很快就迎来了甲申国变，连制造宝钞的木材都没买到就流产了。
崇祯帝听皇太子有意要发行宝钞，很是奇怪：“既然已经有了银子，为什么还要发行宝钞？”
当然是赚取利息！
朱慈烺本身不是金融、经济专业出身，对于货币市场的了解只能算是小瓶子水晃荡。但他知道一点，铸造银币、金币就是为了掺入其他廉价金属，博取面额与实际成本之间的孳息。比如用半两的白银掺上铅，铸造出来的银币上写着“一两”，当做一两白银流通，朝廷就赚了去除成本之后的银子。
这种小聪明很早就为古人所用，王莽将之做到了极致，小小一枚铜钱上可以当五、当十地用，最终导致经济崩溃，被史家冠以剥削百姓的恶名。
纸币比金银币成本更低，所以本身能取得的孳息也就更高。薄薄一张纸，你说它能当一百两银子用，它就是一百两银子。傻子都知道这是一本万利，甚至是几乎近于无本买卖的大好事。
关键是得有人信。
“为了日后溢出本金发行，首先得建立信用。若要建立信用，无疑是用真金白银换钞票最有说服力。”朱慈烺道：“给百姓一两银子的钞票，就要让他能够切实换到一两银子，而且还要真正让他相信钞票能够当银子用！如此过个十多年，百姓觉得钞票和银子没区别了，自然就会使用钞票。”
“如果百姓拿了钞票就换成白银，最后国库里岂不是只有一堆废纸？”崇祯大为不解。
“所以重点还要流通。”朱慈烺道。
这回张家口抄到的银子并非奸商的所有资产。因为东虏逃窜之前，已经将大量货物出售给他们，真正带走的是白银、粮食、布帛等日用品。周遇吉抄到的白银，只是奸商为了购买夏粮的留存款，还有很大一部分古董、文玩、家私都在仓库里堆着。
“儿臣以为，可以去江淮、湖广一带采购粮食、棉布，令其运至张家口囤积。商人势必不愿空车而回，正好将缴获的赃物库存低价卖给他们，但是只收钞票。”朱慈烺道：“为了获得钞票，这些商人只能从银行兑换，或者接受朝廷用钞票购买粮食和棉布。”
崇祯的手指忍不住轻轻跳动，总算理清了钞票流通的示意图。
“这只是流通的一个方面，如果朝廷收税只收钞票，则农民只能将收获的粮食卖给官仓，获取钞票。只要官仓收粮的价格公道，又有多少农民肯低价将粮食换成银子？”朱慈烺道。
崇祯脑中不由将皇太子提出的钞票与大明通行宝钞做了一番对比。发现通行宝钞只有两个环节，制造、发行。而这种钞票却形成了一个从官府到民间，继而又从民间回到官府如此循环不息的回路。
——只从易理上分析，钞票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更符合大道循环往复之理。
崇祯心中暗道。
第490章 春来雨露宽如海（1）
崇祯十九年六月初，辽东与云贵的战事仍旧处于相持阶段。
相比辽东不断增兵增饷运送大炮火药，朱慈烺反倒更担心云南那边。
先是，张献忠放弃重庆进入贵州，继而其义子张定国（李定国）、张文秀（刘文秀）率部进入云南，扩大声势。四川总兵官刘宗敏挂了平西将军印，率忠贞营追入云贵，克期剿灭献贼。
云南看似边陲，然而其白银产量占了全国银产量的一半，近乎吝啬的皇太子实在难以忍受如此宝地沦在敌手。只是忠贞营的战斗力与战斗意志还是堪忧，或许还存了一份养寇自重的心思，所以云贵战事久拖不决。
好在云贵地处高原，土地贫瘠，没有足够的粮食养活太多的人，这也保证了张献忠不能扩军，不至于使西南局势溃烂。
在中央方面，第一、二两期共五百名河南行政学院肄业的学员按照考试成绩分入舍人科，又从舍人科中挑选办事勤勉者十数人，升为文华殿舍人。东宫侍从室这个临时机构在短暂的三年之后，悄然退出历史舞台，恐怕只有日后历史学生写论文的时候才会偶然触及。
这回挑选的文华殿舍人还有一个共性，都是平日与户部有工作往来之人。朱慈烺拨出更多的时间与他们灌输各种经济概念，作为即将到来的货币改革的生力军。而现在作为朱慈烺币制改革先锋大将的，却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主事，蒋臣。
蒋臣是安庆府桐城人氏，后世安徽这个名字就来源于安庆与徽州。在那个地方，最多的就是文学家和商人。朱慈烺对蒋臣的文采不感兴趣，但从蒋臣所进呈的《足国三议》中还是能够看出他对国家经济所进行的思考。
“殿下，若要行钞票，手艺上的确不成问题。”蒋臣已经是第二次登上传说中的平台了。在崇祯朝，平台召对属于皇帝的特别问对，充满了机会和危险。比如袁崇焕就是在此处一飞冲天，受帝解袍相加，恩宠无双；也是在此处被捕，打入诏狱，寸磔于市。
“万历时朱墨套印法已在江南传开，色泽分明。如今较少有人能做四色套印，银行只需将能够进行四色套印的作坊买回来，再严禁民间用朱墨套印之外的套印法，伪造的问题便无需担心。”蒋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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