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众人只好承认下来。
刘若愚干咳一声，道：“而且啊，你们也太信不过小爷了。小爷何时让自己手下人白白背过黑锅？去南洋管三五年糖酒，未必不是一桩美差。”
众人眼睛一亮。
谁都知道南洋公司给皇家内帑的红利就有百万两，这还是整体收益的三成五。如果能去那边做个镇守太监，背个黑锅算什么？就算让他们嚼铁吃下去都吃得！
明里是流放，暗里却是奖励，这买卖还是能够做的。
刘若愚当即放出了价码，让这些大珰回去联络豪客。不过这事也得尽量机密，不能闹得满城皆知，否则万一玩脱了，恐怕再去南洋就不是管糖酒了。
听说那边一样需要大量的苦力劳工。
国变之前，在京中经营买卖实在不容易，必须要有个靠山。而宫中的太监因为是皇帝近侍，能说得上话，又不像文官那样珍惜羽毛，所以很受商人们的欢迎。几乎每一个管事太监都有自己的财神爷，每到逢年过节这些财神爷就卑躬屈膝地来送孝敬了。
然而国变之后，京师才恢复了一些元气。虽然也有外地来抢占码头的商人给宦官送礼，比之国变之前却是寒酸得让人倒牙。不过门路总还是在的，有一种联通官商之间的人物，所谓掮客者，正好派上用场。
事实的确如朱慈烺所料，许多豪商都乐意随驾走个一程半程，混个脸面。听闻皇家还有礼物相赠，更是趋之若鹜。
这些名单报到太常寺之后，果然引起了轩然大波，质疑之声鹊起。当然也有人希望能够蒸馍混卷子地捞一笔，可惜他们不知道有些事太监能做，他们是做不得的。在没有“钦命贪腐”的保护伞之下，这些经受不住诱惑的官员纷纷登上了前往辽东的客船。
官司打到皇太子座前，结果自然是很分明的。“天真”的皇太子认为一个有成绩的伟大皇帝不应该和百姓隔开太远，谁听说过三代圣皇害怕百姓的？现在百姓愿意追随，这是皇帝德政的感召啊！
太常寺又说：既然是德政感召，按照规矩就该找些七八十岁的群众演员，他们有经验有形象，是历代官家都喜欢的面孔。
皇太子面露不忍：人家年纪都那么大了，好不容易熬过了闯逆、东虏，现在去折腾老人家干吗？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家里人说起来：闯逆、东虏都没祸害得了，却被大明折腾死了，这得多难听啊！
太常寺无奈，只能退而求其次，对随驾人员的服饰进行要求。他们本来不允许随驾人员乘车的，但是宫中又下了口谕，考虑到路途偏远，允许标准制式的四轮马车随行。太常寺只好又对各级马车制定规格标准，展开是否允许贴金描彩之类的讨论。
他们却不知道，这是皇太子物尽其用。
朱慈烺裁减了大量的随驾人员之后，皇帝的出行车队难免显得有些单薄。正好让那些豪绅富贾们驾车随行，车队一下子就能拉长五七里，这样不花内帑的钱，不花国库的钱，而皇帝的排场也有了，何乐而不为？
从安全角度而言，将人关在车里，也比让他们走在路上更容易控制。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刘若愚给出的价码只有一千两。
如果将时下的白银与朱慈烺前世的人民币根据粮食价格兑换，大约是一两白银兑三百人民币，那么一千两不过就是三十万元人民币。
因为朱慈烺不清楚行情，所以让刘若愚自己确定。现在想想，三十万元人民币跟国家最高领袖出游，是不是太便宜了？叫几个当红戏子、优伶吃顿饭都不止这个价钱啊！
“得论站收。”朱慈烺道：“既然是君民同乐的吉祥事，就不该让京师一地百姓占完。”
于是刘若愚将圣驾从北京到南京，再到苏州，以及返程，论日分站，一共是六十五站。其中虎丘一日游行程最短，但因为有机会和皇帝一起野炊，所以售价高达三千两。
为了最大限度让百姓有机会跟皇帝同行，回程走的是另一条路，并没有重叠的下榻点，所以在选定的六十五个下榻点都必须要有周到的住宿安排和餐饮供应。
这又是一笔收入。
凡是接待圣驾一行的宿处，都可以悬挂镌刻了五星的铜牌，收费都比同类地方要高许多。当然皇帝是不可能住驿站的，所以要征用沿途大户人家的宅院，皇家也会留下谢礼，甚至可能是御笔题词。
所以这上面若是不交钱，实在说不过去。
至于饮食和生活用品的采购就更简单了，只要货物好，店家就可以悬挂“皇家特供”的牌子，商人们不会无视这么明显的广告，所以付些广告费也是应该的。为了保证商人们的积极性，工商总署更是受命加快《商业标号保护法》，对商标和店家名称进行保护，实行登记。
即便店名可以重复，但商标也是绝不可以重复的，甚至连相类都不可以。如此一来，就不会有人因为自家的店名太常见，而担心为他人做嫁衣了。
崇祯一直以另一种心态监督南幸之事，因为他实在担心儿子太过孝顺，从国库太仓制取钱粮。而且以儿子今日的权力肯定能够轻易做到，但他不愿意背上“昏君”的恶名，所以不得不盯着点。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让他目瞪口呆。
“光是随驾费用就有两千万两的进账？怎么会这么多！”崇祯大惊失色，根本不是惊喜，而是惊吓了。恍惚间，他已经看到了史官们将他与武庙、神庙相提并论，成了大明的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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